酿成苦果的祸事仅仅发生在一两分钟内，更完整的经过也仅起落于一天之间。那是七年前的2014年4月30日，早晨，贵州瓮安四中的同校生李小东踩他的脚，挑起事端。课间、中午和放学后，李小东及同伴多次殴打陈泗翰并约出去“单杀”——一人拿一把刀“对杀”。下午5点30分左右，陈泗翰再次被拉到无监控的巷道里殴打，混乱中，陈泗翰被“杀”到背部，他反过来刺伤李小东胸部，对方死亡。
贵州省瓮安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陈泗翰被判故意伤害罪，获刑八年。
在15岁的年纪遭遇人生重大变故，陈泗翰许多时候都是“懵”的。他记不住李小东的样貌，无法描述得知刑期时的确切感受，“不是愤怒，但不知道是什么”。
他努力过好在未管所的生活，阻止成长的断裂。成绩是考取了中专、大专文凭，学会了吉他、萨克斯。他更看重的是，争取到两次减刑，于2020年8月25日假释出狱。
代理律师林丽鸿为重获自由的陈泗翰计算了在未管所的时长，2264天。
2021年4月8日是假释期的最后一天。办理完解除社区矫正手续，陈泗翰能出居住地福泉市自由活动了。他次日便到遵义给朋友过生日，几天后回来，亲昵地和母亲李荣惠头挨着头，靠在一起，又给她捏肩放松。有些醋意的父亲陈善坤判断，陈泗翰心情好了很多。
假释半年来，陈泗翰很少跟父亲说话，闷闷的。在未管所度过2264个日夜，他长高了许多，一米七八的个头，清瘦，鼻梁上架着眼镜，显得斯斯文文的。他会穿同学送的衣服，颜色深沉，但缀着些潮牌图案。
一家人一度小心翼翼，绕开“那件事”。可随着陈泗翰假释期满、重获自由，许多媒体闻讯而来，七年前的案发细节被一次又一次重新提起。
贴上“刺死霸凌者”标签的陈泗翰被摁到某个位置，不得不反复讲述，为自己辩护。内心的道德感令他愧疚——当年混乱中的那一刀，给两个家庭都带来伤害。但另一方面，他又执拗地认为，自己不是常人理解的那种罪犯。
许多情感在纠缠、撕扯，又推着他往前行。
“对杀”
现在听到“瓮安”两个字，李荣惠的心里会咯噔一下，难受。她让儿子陈泗翰避免任何机会去瓮安，尤其是发生事故的瓮安四中附近。甚至，只是从瓮安转车回家也不可以。
对于李荣惠而言，悲剧始于2014年4月30日下午5点多，她接到来自瓮安的电话，是陈泗翰的同学打来的，“嬢嬢，陈泗翰被打了”“你还是赶快来吧”。挂完电话半小时后，她又接到瓮安民康医院的电话，“你的孩子要赶快做手术，不然最多20分钟”。
她懵掉了。
在李荣惠的讲述里，陈泗翰从小好学、懂事。他原来在福泉读初一，但五十多公里外的瓮安更重视教育，于是转学到瓮安四中，学习成绩在班上排名前十，是一个很“乖”的孩子。
李荣惠和丈夫陈善坤抵达医院时，陈泗翰的手术已经结束，他的左胸被卡子刀刺穿，发生血气胸而危及生命。
那段记忆慌张而散乱。李荣惠回忆，当晚便得知和陈泗翰“对杀”的李小东去世，有人建议陈家尽快筹点钱，安抚李家父母。
“究竟是怎么回事都还不知道，为什么赔钱。”李荣惠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拼凑事情发生的全貌，通过旁听陈泗翰作笔录，回访案发现场，询问他的同学、老师。
李荣惠得知，陈泗翰原本不认识李小东。出事到现在，陈泗翰也想不起李小东的样子。两人在2014年4月30日早上排队打早餐时起了冲突，李小东故意踩了陈泗翰，“为了树立他的威名”。
那一整天，陈泗翰都处于被殴打的惊慌之中。大课间时，李小东又到教室走廊上将陈泗翰拉到同层厕所的楼梯处、五楼的楼梯处殴打。中午放学时，李小东和同伴曾跟陈泗翰约“单杀”。李荣惠强调，陈泗翰从未应约，下午一直打电话给表哥表姐，让他们来接，一块回家。
放学后，陈泗翰被李小东的同伴拉下楼。致命的一分钟发生在花竹苑小区，距离瓮安四中旧校门三四百米的地方。那里没有摄像头，陈泗翰被拉过去殴打。
通往花竹苑小区的巷道目前已设门禁。（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图）
“我把刀给陈泗翰是给他防身，没有想到他会把人杀死。”根据一审判决书，提供刀给陈泗翰的同学作证说，是陈泗翰主动问他要刀。但李荣惠坚称，在进小区前的巷子里，有个不认识的同学给陈泗翰递刀。
一分钟内，陈泗翰背部受刀伤，李小东胸部受刀伤。陈泗翰不知道李小东是什么时候倒下的，“他最后看到的画面是李小东和一群人在背后追”，李荣惠说。她用纸笔画出案发的路线图，那些未曾亲历的瞬间，像刻在她脑子里一样牢固。
但对于陈泗翰而言，出事的画面最好不用提及。每提一次，他都会不自觉地变得激动。2021年4月14日，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案情时，他低着头，手指在桌下抓挠，发出刺啦刺啦的响声。很多时候，他都缩着身体，透露出不安。
打人在先的李小东，被媒体称为“霸凌者”。其父在2019年曾接受采访，当时他表示，没听过儿子和人打架的事，自己平时对儿子“严加管教”，甚至把一根棍子打断了。2021年4月18日，南方周末记者电话联系他，采访请求被拒绝。
陈泗翰曾在2014年7月瓮安县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本案时，当庭表达过愧疚：他令李小东失去生命，给李小东的父母带来伤害。但这些话却刺痛了李家父母，李小东父亲站起来，要冲过去打陈泗翰，被众人拉住。
陈泗翰的父母曾两次下跪，希望求得谅解。李家父母没有同意。
“想我的时候多看看天”
在瓮安看守所的第一晚，天花板的灯光聚满了虫子，掉下来落到陈泗翰身上。他只睡了一个小时。
看守所的管教安慰陈泗翰说，这类案件的刑期不会太长，“顶多5年”。没想到这真的只是一句安慰。得知刑期后，陈泗翰“整个人都软了”，签字的笔也无法握住。
2014年10月28日，瓮安县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陈泗翰有期徒刑八年。法院认为，陈泗翰明知与李小东打架会发生伤害的后果，还准备了一把卡子刀放在身上；李小东殴打陈泗翰时，陈泗翰最先掏出卡子刀刺伤李小东。“陈泗翰在主观上有追求伤害对方的动机和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用卡子刀刺杀对方胸部，并致对方死亡的严重后果。”
一审宣判后，2015年3月，陈泗翰被安排至位于贵定县的贵州省未成年犯管教所。
在未管所的第一天，他也没睡着，凌晨5点多，提前醒来学整理内务。此后，他开始应对无穷无尽的失眠。只要是想事情的夜晚，便注定一夜无眠。即便睡着，也很轻很轻，凌晨三四点，通常会有声音把他吵醒——呼噜声、关门声，有时仅是值夜的同伴坐在他的床边，他也会醒来。
未管所按照半军事化进行管理，一切皆有规定，按规定起床、劳作、休息、看电视。失去自由的日子是枯燥乏味的，每一天都像昨天的重复。
陈泗翰无法从劳作中获得快乐，后背有一条杠的囚服总是提醒他，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刚开始的时候他也哭，“不当着别人的面”。但后来他理解到，哭只是一种生理现象，无法带来深层的释放，于是更多地借助看书和“写抒情的东西”来宣泄内心。
劳作的地方很宽敞，往窗户外看出去，就能看到蓝天。2015年2月，陈泗翰得知自己的案子有可能二审，宽慰母亲“想我的时候多看看天，也许我也在看”。
那是一段艰难的时光，二审没有开庭，法院邮寄了“维持原判”的刑事裁定书。母亲写信回去：“浩儿（陈泗翰小名），我想你已经知道最后的结果了吧，妈妈只想说你一定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不管什么结果我们都要坦然地面对。”
初中同学陆续写来的一百多封信，是陈泗翰的“精神支柱”。（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图）
初中同学几乎每个月都会给陈泗翰写信：
“不知不觉你离开我们也快一年了，而我们的高一生活也快一年了，每天都上晚自习到十一点。”
“我知道你在里面过得并不好，下次去看你时，一定要向我们倾诉你的烦恼。”
“天气转寒，注意身体。如果别人朝你扔石头，不要扔回去，留着作你建高楼的基石。”
“上面这段是《匆匆那年》的歌词，我觉得很美，所以想分享给你，我等你出来时我们一起听，我知道你喜欢听歌。”
……
这些信件，大多是几个同学约好，交给其中一个人邮寄过去的。格子纸、笔记本撕下来的纸，各种各样的信纸，留下各种各样的字迹。有些信件则由陈泗翰的父母转交，在同学们规整的楷体字下面，父亲陈善坤接着写，“陈浩（小名）你好吗？”
陈泗翰从不写“不好”。收到陈泗翰回信的同学说，他只写“不用担心我”，一直如此。他经常在晚上读信，读完小心地收在文件夹里，放至塑料储物箱的最底层，上面用衣物盖着。这么多年过去，这些信还是完好平整的。
“Never Give Up”
有些暗夜里的光，则来自高墙内，同样温暖柔和。
有个满脸胡茬的教官，五十多岁，幽默风趣。陈泗翰进未管所的第一天，便是他值班，仔仔细细地翻看了陈泗翰的判决书，劝慰道：“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要把刑期变成学期是非常困难的过程，慢慢来。”那是初来未管所的第一年，许多东西都在学，胡茬教官会默默地站过去，给他示范、协助。
还有位三十多岁的教官，送给陈泗翰一支钢笔，上面刻字“Never Give Up（永不言弃）”。他性格沉稳，不打人，不骂人，是“朋友、兄长、老师”一样的角色。还有教计算机课的干部，总是给读中专课程的狱友多借书，视狱友为“他的学生”。
陈泗翰总担心，向媒体讲述太多“里面的事”，会给别人带来麻烦，因此这些故事都是模糊而潦草的。但讲述时，他的脸上又不经意地带着笑容，聆听者能感受到，这些人和事曾真切地带给他安慰，令晃动中的自我安定下来。
用陈泗翰自己的话来说，在未管所的日子里，他“没有自甘堕落”。
他挤时间学习。在规定的劳作以后，别人看电视，他看书。出来后检测视力，近视加深了两百度，散光严重。父亲说，这是看坏了眼。
他还是组长、班长，最多的时候协助干部管理七八十人。他有自己的一套管理办法，如果有人发生矛盾，他会听各方怎么说，有什么委屈，并解释自己的职责。
父母每个月见面的时候都来，在会见厅看公告栏，一张张通知里找表扬通告、减刑通知。他们基本上隔几个月便能在表扬名单里看到“陈泗翰”。
李荣惠翻出陈泗翰事发时用的书包，里面仍装着初三的各科试卷。（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图）
但他们也没有认下儿子的罪，一直在想办法申诉。2018年底，他们求助到在贵州出差的北京律师林丽鸿。
林丽鸿那次很忙，空余时间不过20分钟。可李荣惠一张口，便情绪激动，不断地重复“孩子很冤”，最后仅剩几分钟时间陈述案情。看完材料后，林丽鸿和李荣惠再次详谈，初步认为审理程序存在问题，而法院认定陈泗翰属于受欺凌的一方，应当考虑是否是正当防卫。她接下了案子。
2019年，林丽鸿在未管所第一次见到陈泗翰。她记得，李荣惠介绍完“这是我们请的律师”后，陈泗翰隔着玻璃，朝她深深鞠了一躬。接下来谈案子，陈泗翰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可不可以不要因为这个事情，牵连到我的班主任”。
陈泗翰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如果起诉学校，班主任会受到连累。而班主任对他很好，也没有做错什么，不应该为此付出代价。身陷囹圄之中，他还总是替别人着想，忧心自己的案子影响昔日的师友、同学。
律师会见总共三次，前两次以案情调查为主，最后一次则完全是谈心。林丽鸿鼓励陈泗翰，大部分时候人生都是苦甜参半的，“你已经尝遍苦味，接下来会是甜的”。
可陈泗翰心里有个结：如果那天早上早点起来，在校外吃早餐，是不是就不会碰上李小东，一切都会完全不一样呢？
林丽鸿劝慰陈泗翰：在道德层面，他持有自己的道德律，这令他愧疚、不安；但在法律层面，他的行为应是正当防卫。
少年的前途与心事
经历2017年于欢案、2018年昆山反杀案，全社会掀起对正当防卫制度的关注热潮。压在陈泗翰身上的案子，有了新的讨论空间。
2020年8月28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提出要维护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防止“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充分考虑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防止在事后以正常情况下冷静理性、客观精确的标准去评判防卫人。
而在此前三天，陈泗翰刚假释出狱。断了联系的初中同学辗转加上微信，第一句话是“欢迎你回来”。他答“谢谢”，附上“拥抱”的表情。
但陈泗翰知道，有些东西再也回不来。学业中断是显而易见的，他无法读高中，没能参加高考。而他的初中同学们分布在全国各地读大学，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圈子，一条鸿沟横亘在他们之间。
即使参加朋友的生日宴，陈泗翰也常独自待着，“当然玩不到一起，我玩我的，他们玩他们的”。
林丽鸿理解陈泗翰的焦虑：在未管所生活了2264天，一出来就被迫面对同龄人之间的社会分层。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拿到不一样的牌，当然要有不一样的打法”。
她安排陈泗翰到自己的律所远程实习，写法律文书、运营微博和微信。每周日的例会，他们都会聊聊工作的进展。
一家人都在为陈泗翰的前途担忧。故意伤害罪的案底，会影响他的职业、交友、婚姻。但李荣惠发觉，陈泗翰还不懂得这些。22岁的成年人，心思还停留在案发时15岁的年纪。
依照陈泗翰的个性，他并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道中，不愿被许多人围观审视。李荣惠劝他，“以前都是爸爸妈妈在跑，现在你出来了，轮到你来承担这个责任了。”某个时间起，全家人都开始以真名接受采访，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镜头前。
记者到访的时候，父母忙前忙后。陈泗翰不太说话，偶尔帮忙倒水，收拾碗筷。但只要采访开始，他还是愿意吐露不少心事。他答应继续申诉下去，因为“父母已经做了这么多，不想他们的辛苦白费”。
陈泗翰曾有个计划，重获自由后，要去拜访这些年里曾帮助过他的人——教官、班主任、同学等等。李荣惠不支持，“我们正在申诉，有很多媒体采访。你是想去感谢的，但对方未必能理解。”这一计划暂时搁置了。
瓮安四中校门对面设置治安岗亭，2021年4月11日傍晚放学时间，警察在亭内值班。（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图）
面对记者，“校园霸凌”是李荣惠口中的高频词。她反复讲起一个场景，那是她到瓮安一间高中取同学为陈泗翰写的联名信，在校门口目睹了一场校园霸凌。十几个男生追着一个人打，被打的男孩刚好被推到她脚边，满脸是血。她报了警，警察很快赶来，打斗的人已经散场。事后她总是想，“如果当时现场有一个人报警，陈泗翰和李小东是不是都能得救”。
2021年清明节时，李荣惠夫妇第三次到李小东的墓地祭拜。那天阴雨蒙蒙，他们顺着记忆找到墓地位置，献上两束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