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女性网友在视频底下留言称，不愿意与未经过性别重置手术、依然保留着男性生理性征的跨性别者共用卫生间，认为这是对她们领地的侵占。不少女性网友担心，如果允许跨性别者自由选择厕所，一些心怀不轨的男性便可以打着跨性别者的名号来女厕，这将会导致女性遭受风险的概率上升。
这场争议的两方，一边是担心自己权益受损的女性，另一边是想要争取如厕权的跨性别者。一边恐慌于性别界限的打破，另一边则渴望自由地进行性别表达。
无论我们认同哪一方，不得不认识到一个现实：当社会建构在性别二元观念的基础上，法律、政策、公共设施都基于性别二元观念制定或设立，就会有一群人在夹缝里无所适从，会有更多的女性或男性，受困于社会加诸个人的性别规范。
当性别表达的自由被限制，波及到的是被贴上性别标签的每一个人。
厕所
世界上性别区分最为直接的地方是厕所，公共卫生间一般都设立两个门，左边标注“男”，右边标注“女”。
大多数人不会注意到，这个用来解决生理需求的场所，会有多少冲突和迷惘。跨性别者每次面对男厕或女厕的选择，都是一次对身体和心理的拷问。如果按身体来选择，就要忍受闯入“异性”世界的内心不适，如果按自己所认同的性别来选择，则要小心地藏起身体，不被他人识破。
志可君（生理性别为女性）隐藏自己的绝佳工具是连帽外套。外套敞开来穿，戴上帽子，可以把一些女性生理特征——清秀没有胡青的脸、光滑的脖颈、隆起的胸部——给遮挡住，进入男厕时，不用担心有人怀疑他不是男性。他曾把这一穿搭技巧分享到视频网站上，但看到“都市丽人菜”视频引发的争论，开始有些恐慌。
“都市丽人菜”的视频发布后，遭到大量的举报，不久遭网站删除。志可君怕自己的视频也被抵制和反对。等了几天，风波过去，他才松了口气。但问题仍然存在，只有经过性别重置手术的跨性别者才能够使用他们想选择的卫生间吗？手术风险高，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身体厌恶到必须去除现有第一性征，其他人该怎么办？
志可君没有向父母挑明自己是跨性别者，工作也是隐藏跨性别身份后找到的。他在家人和同事面前会妥协去女厕，一旦自己出门在外，会做男性化的打扮，心里想的是去男厕。他觉得“这样才不会让自己难受”。
他考虑过无障碍厕所，去了一次就再也不敢使用。“明明我已经锁门，但保洁阿姨破门而入，对我说‘这是无障碍厕所，是给残障人士用的。’我向她解释我是跨性别者，阿姨没听懂，又问我‘你为什么不去那两个厕所？’”
性别友善厕所是一种解决方式，但数量很少，在志可君所在的南京，他能够方便使用的只有星巴克“小便斗和马桶合间”的厕所。志可君格外珍惜，也很在意其他人对这一厕所的想法，“有的人会很反感，有的女性不想看到小便池，她们想要星巴克做分男女的厕所。我害怕这样的想法，如果我失去了这个空间，我的生活会更加的不便。”
性别
志可君参加的跨性别公益机构跨之声里面，很多人遇到相似的问题，无障碍厕所通常得不到很好的维护，或者被直接当作工具间，性别友善厕所更加稀少，大多数跨性别者还是要在男厕和女厕之间做一个选择。
“如果允许跨性别女性进入女厕，就会有有偷窥欲的男性也混进来。”对于跨性别者争取如厕权这件事，反对者有他们的担忧。跨之声的实习生猫猫不理解这种担忧：“跨性别女性，和有偷窥欲的男性是两个不同的群体，限制了跨性别者，也不能阻止那些人的犯罪行为。”
“如果要想阻止跨性别女生上女厕，又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厕所门口检查每个人的身份证，还是他们的生理性征？如果按照身份证和天生指派性别的规定，那有可能出现穿篮球服、小背心、肌肉发达的跨性别男性去女厕所，穿着高跟鞋、小短裙、丝袜的跨性别女性去男厕，这就非常滑稽，我认为按照外貌的分别来使用卫生间是更合理的，不会给其他人造成困扰。”猫猫向《南方人物周刊》称。
跨之声社群里大多数人和猫猫的观点一致：跨性别者群体内部情况各不一样，有的人完成了生理改变，有的人完成了社会性别的转换，也有人还没有开始转换，难以对跨性别者做出统一的要求，应该根据个人的形象气质，去做合理的选择。
跨之声负责人冯卓凡思考得更进一步，认为难以接受和跨性别者一起使用厕所，本质上源于对性别的严格划分。在传统观念和很多人的认知里，“男”和“女”泾渭分明，甚至在穿着打扮、性格喜好上也有一套标准的区分，这样“男”与“女”的二元对立，是把性别问题简单化了。
她提议，最理想的做法是像高铁或飞机上一样，统一设置封闭性的无性别厕所。“不是说专门为了跨性别者来考虑，现在的厕所划分对于女性来说也是一种不公平，女性用厕所的时间比男性长，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女厕排很长的队，而男厕很空，其实这个结构是不合理的。”
“如今厕所的封闭性、安全性大为增加，每个人的隐私部位并不会在如厕过程中暴露。”冯卓凡觉得,厕所已经和性别没有太大的关联了，只是解决生理需求的地方，为什么还要严格区分男女？“如果女厕排队长就增加厕位，跨性别者如厕有争议就设置第三卫生间，那么还是在维护刻板的性别划分，我们还是在性别二元论的困境中，走不出来。”
她认为受到性别二元论桎梏的绝不只有跨性别者：“性别是人类基本经验教导我们的结果。不能否认男性具有某些特点，女性也有某些特点，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不能以矛盾的普遍性去掩盖矛盾的特殊性，你不能说男性或女性必须是怎么样。假如女性想剪一个头发，或是想穿男性化的衣服，是不是也会面临一些压力？性别刻板印象和二元性别对立论跟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治疗？
在这场跨性别者如厕争议中，网友对于这个群体最大的质疑是：既然是跨性别者，为什么不去进行性别重置手术？怎么证明你是一位跨性别者？
外界有这样的质疑，冯卓凡觉得是由于大众对跨性别群体的不了解。从主观上来说，无论跨性别者的形象和身份转换到何种程度，只要他不认同他（她）出生时被指派的性别，他（她）就是一个跨性别者。冯卓凡渴望这样的性别认同能得到尊重。从客观上来讲，手术并不像网友们想象的那样便捷。“国家有《性别重置技术管理条例》（下称“条例”），这个条件太苛刻了。”
北京同志中心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共同发布的《2017年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报告》显示，想要做性别重置手术的跨性别者中，89.1%因为某些原因被迫无法手术。这些原因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经济条件不允许72.4%，父母不同意65.3%，年龄未满20 周岁34.4%。
在《条例》中，还规定手术对象“对性别重置的要求至少持续5年以上，且无反复过程”“术前接受心理、精神治疗1年以上且无效”。跨性别者想做手术，需要经历长达几年的时间，才能满足手术要求。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整形外科医生潘柏林解释：“这是因为涉及一些正常器官的切除，具有彻底破坏性和不可逆性，需要手术对象确定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实现自我接纳时再实施，因此非常慎重。”
《条例》于2017年发布，潘柏林在同年创建了国内第一支跨性别序列医疗团队。其实北医三院做性别重置手术的历史很长，自1983年完成国内第一例性别重置手术后，很多跨性别者闻讯而来。但在2009年至2017年，由于这类手术处于政策完善的阶段，医院和医生的手术资质管理模糊，北医三院不再进行新的手术。潘柏林在这期间对跨性别者的需求有了更多认识。
“手术只是很小一部分，还有心里支持、家庭宣教，以及激素治疗，跨性别者在医学上并没有器质性病变的客观依据，所谓的治疗，只是用一些方法来帮助他们实现最大程度的自我接纳，摆脱由于性别不认同带来的焦虑和抑郁。所以，在序列治疗中，他觉得哪一步能减轻焦虑，缓解抑郁，我们就进行到哪一步，没有哪个治疗是必须的。如果觉得自己状态很好，身边的人也能欣然地接纳他，那他完全可以不用激素，也不用手术。但他们面临的巨大压力，就是社会的刻板印象，”潘柏林介绍。
他认为，很多人混淆了性别的两层含义：“一个是Sex，一个是Gender，我们常常把这两个意思混在一起，Sex是指出生时的指派性别，除了极个别两性畸形的生理疾患以外，通常只有男性和女性。Gender是社会性别，或者心理性别，大多数情况下符合生理性别，但也有个别情况，比如跨性别者，我指派性别是男，但我觉得自己是女孩儿，有些人甚至什么性别都行，不以任何一种性别来定义自己。”
在医学上，对跨性别者的认定也是基于他们自己内心的性别认同，国内的精神科可以为跨性别者开具“易性症”证明，需要跨性别者进行一至两年的心理治疗，始终认为自己跨性别，并且没有其他严重精神疾病。这个证明也是他们在正规医院开具激素或做手术的凭据之一。
“易性症”没有摆脱对于跨性别者的病理化描述，但比起更早以前的“易性癖”，用词变得中性了。潘柏林解释：“国内对跨性别的认识也分好几个阶段，称‘易性癖’的时候，以为这是一种不良癖好；后来好像发现这不是他后天学过来的，很痛苦，以为是一种病，但也没有发现哪个地方有病变，没有病理基础，但是它实实在在存在一种症状，对自己不接纳，焦虑抑郁，所以后来改成易性症。”
“在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ICD11（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中，‘跨性别’已经从精神病类中剔除，改成了‘性别不一致’提示这只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病。”
潘柏林相信国内对于跨性别的认识也将逐渐去病理化。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更加理解跨性别者，体会到他们的困难，为他们提供更宽容、友爱的环境。
多元
2020年10中旬，跨之声组织了一场关于跨性别者如厕问题的线上讨论会。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刘小楠参与了这场讨论。她想探究在可行的情况下，建造什么样的卫生间更让争议双方满意。
她最初关注到跨性别者的教育权和如厕权，源于女儿学校发生的一件事。2017年上半年，刘小楠在纽约大学做访问学者，带着女儿一起在纽约读书。有一天，学校发来邮件称，他们给五年级的学生安排了老师，讲性别教育，起因是一个孩子生理性别是男生，但认为自己是女孩，使用女厕的时候，一个女生看到他就尖叫了。学校认为是时候给孩子们做多元性别的教育。
女儿回家后，刘小楠问她课上得怎么样，懂了吗？小姑娘答：“谁不懂呀！老师说虽然他在身体上指派性别是男生，但是他自己想做女生，也认同自己是女生，所以可以上女厕。但是，这不是说你今天早上睡醒了，想当一天女生，就去女厕打扰女生，这样是不对的。”刘小楠很惊讶，她想，也许正是孩子的性别观念没有受到更多社会塑造，所以容易接受多元性别。
回国后，在一些性少数群体的分享会上，她陆陆续续接触到一些跨性别者。一个已经工作的跨性别女性跟她说，自己上学期间，在学校只去过五次厕所，有几次是趁放学后没人的时候，还有一次拉肚子，实在没办法，她跑去女卫生间，结果引起大家的尖叫。这给刘小楠留下深刻的印象：“上厕所是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每天都要去的，但她为了不去卫生间，连水都不敢喝。”
她了解到，国外一些城市对跨性别者的教育权和如厕权有明确论述，例如，加拿大温哥华教育局在2014年修订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条例中，将跨性别定义为包括进行了医疗上变性的人，以及仅仅通过着装、姓名等来表达性别认同的人。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所认同的性别来着装，以及选择厕所和更衣室。
她很好奇国内的情况，随即展开了一项针对跨性别者教育权实现状况的调研，包括他们是否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否遭到校园暴力，使用学校厕所、宿舍等公共设施的情况，以及学校多元性别教育的开展情况。她发现，跨性别者在整个受教育过程中，权利没有得到完善的保护。2018年，在给贵阳一起跨性别就业歧视案做专家证人时，刘小楠发现在劳动类立法中，也没有明确提及跨性别者，她只从隐性就业歧视方面做了论述。
刘小楠认为，一些人对跨性别者的歧视和欺凌，往往与缺乏“禁止基于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歧视”的法律有关。“目前没有什么法律明确提及跨性别者的权益，而且所有的法律都是采用性别二元论，即使提到性别平等，采用的也是二元性别观念。法律反映的是社会主流的性别观念，我们会觉得，一个男的应该像个男的，如果你不服这样的社会规范，你就被排除在外面。一方面受到舆论上的压力，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整个制度的设计，不仅是法律制度，而是整个的社会建构，你都被扔到外面。”
刘小楠（右）与贵阳跨性别就业歧视案当事人C先生（中）的合影 图/受访者供图
不过，刘小楠对前景乐观。在贵阳跨性别就业歧视案中，审判过程虽未对跨性别者的就业权益做出论述，但在判决书中写进了这样一段话：“个人的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属于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对他人的性别认同及性别表达应当予以尊重。”
2018年6月27日，当当网员工高某某通过微信向主管领导请病假，并于同日进入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进行男转女性别重置手术。出院时，医生建议他休息一个月。他向主管领导申请在家办公一个月。同年9月，当当网以高某某“旷工”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2020年初，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最终对这起劳动争议案作出二审判决，认定当当网解除与高某某的劳动合同违法。审判长窦江涛在判决书最后一段话中写道：
现代社会呈现出愈加丰富多元的趋势，我们总是发现身边出现很多新鲜事，我们又会学着逐渐去接纳这些新鲜事，除非它威胁到了他人、集体、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也许正是我们对很多新鲜事的包容，才奠定了文明的长远发展和社会的长足进步。
“我们习惯于按照我们对于生物性别的认识去理解社会，但仍然会有一些人要按照自己的生活体验来表达他们的性别身份，对于这种持续存在的社会表达，往往需要我们重新去审视和认识。这种重新审视和认识或许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确实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包容，我们也确有必要逐渐转变我们的态度。因为只有我们容忍多元化的生存方式，才能拥有更加丰富的文化观念，才能为法治社会奠定宽容的文化基础……
（注：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志可君、猫猫为化名。文中跨性别女性第三人称皆采用“她”，跨性别男性第三人称采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