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有人十年没有见过孩子，有人在生产后不到一个月就失去了孩子的下落。在长达数月、数年的时间里，她们拿着法院裁定的判决书，却始终见不到自己的孩子。在法律的定义上，离婚官司没有输赢。但这群拿到抚养权的妈妈，却在现实中一次次“输”掉了孩子。
3在抢夺藏匿孩子的背后，是法律的缺位。律师张荆认为，在正常情况下，法院对于抚养权的判决是依据双方的条件和实际养育情况，将孩子判给更适合抚养的一方。但抢夺、藏匿孩子，却在法律涉及的范围之外。
朱莉缺席了儿子的成长。已经9岁的儿子，在朱莉的梦里，仍是5岁时的模样。
4年前，朱莉和前夫离婚，法院将儿子的抚养权判给朱莉。但前夫偷偷把孩子带回老家，拒绝履行法院的判决，也拒绝让朱莉接触孩子。之后，朱莉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跑信访、联系媒体也都无果。
朱莉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在自发成立的“紫丝带妈妈的爱”组织中，近200位母亲的孩子被丈夫带走藏匿。在长达数月、数年里，她们拿着法院裁定的判决书，始终见不到自己的孩子。
一份由北京市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荆与其团队做的统计显示，近几年700多份与抚养权、探视权相关的判决、裁定文书中，有11%的案例存在抢夺藏匿行为。
直到今年10月17日，才被写进法律。将于2021年6月实施的新版《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第二十四条规定：“父母离婚时……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
11月17日，在南京栖霞公安和栖霞法院执行局的帮助下，朱莉9岁的儿子从前夫的温州老家被接回南京，母子终于重聚。
朱莉是紫丝带妈妈中走得最远的。但更多的妈妈，仍奔波在找回孩子的路上。
被藏匿的孩子
朱莉2008年和前夫结婚，在南京经营一家宠物店。婚后，前夫不时对朱莉实施家暴。2016年8月，朱莉协议离婚，并与丈夫协商孩子的抚养权。
前夫不同意离婚，还要求分割一直以来由朱莉还贷的房子。协议离婚不成，朱莉提起离婚诉讼。
还未等判决下来，就在这年8月底，5岁的儿子被丈夫带回其温州老家，也不再让朱莉接触孩子。在此前的几年里，朱莉曾因为饮食习惯、假日安排等琐事和前夫一家发生争吵，孩子三次被前夫或其家人带走。只是这一次，孩子没能回到朱莉身边。
直到2017年10月，初审判决下来。法院认定，前夫没有稳定工作，且过去孩子一直跟随朱莉生活，朱莉拿到了抚养权。之后二审朱莉依然胜诉。
但拿到了抚养权，朱莉还是没有见到孩子。之后的四年里，母子只有过两次短暂的碰面。
同样的诉讼离婚，争夺子女抚养权的经历，万腊梅更为曲折。在打了三场离婚官司并赢得最终的胜利前，自己12岁的儿子和5岁的女儿早已被前夫带走了。
2009年春节，在一次争吵之后，丈夫偷偷把1岁的儿子抱回镇江，双方因此离婚。一年后，万腊梅担心儿子，选择与丈夫复婚，并在2014年生下患有哮喘的小女儿。为方便照顾女儿，万腊梅辞去工作，在家门口的饭店打工。
2018年2月，一家四口从镇江回到万腊梅的娘家淮安过春节。由于琐事发生争吵，再次带走儿子回镇江老家。两个月后，她万腊梅决定向法院起诉丈夫，要求离婚以及孩子的抚养权。因丈夫在法庭上称，感情还没有破裂，这次婚未能离成。
就在同年11月，丈夫又带走了哮喘复发正在住院治疗的女儿。万腊梅认为，丈夫抢夺孩子，是为了胁迫自己带着孩子去拆迁办闹事，帮着家里拿到更多的拆迁赔偿款。
万腊梅的女儿哮喘复发，在医院接受治疗。
2020年9月中旬，历经了两次离婚官司的万腊梅，等来了离婚判决和女儿的抚养权。就在判决生效前两天，丈夫向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上诉申请。
万腊梅和朱莉的遭遇并不是个例。一份由北京市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荆与其团队做的统计显示，近几年700多份与抚养权、探视权相关的判决、裁定文书中，有11%的案例存在抢夺藏匿行为，而且期间也常伴随着家暴行为。
另在自发成立的“紫丝带妈妈的爱”组织中，近200位母亲曾经、或正在遭遇这一切。有人十年没有见过孩子，有人在生产后不到一个月就失去了孩子的下落。在长达数月、数年的时间里，她们拿着法院裁定的判决书，却始终见不到自己的孩子。
在法律的定义上，离婚官司没有输赢。但这群拿到抚养权的妈妈，却在现实中一次次“输”掉了孩子。
官司外的争夺
加拿大籍的戴晓磊2009年与前夫结婚，婚后三年生下一个儿子。2014年，由于前夫出轨、家暴，戴晓磊提出离婚。在这之前，儿子被前夫送回河北老家断断续续住了有一年多，由爷爷奶奶照看。
离婚官司来来回回的打，直到2016年2月，法院准许戴晓磊与丈夫离婚。然而，孩子的抚养权被判给了男方，这却在戴晓磊的意料之外。期间，她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由公安出具的“男方实施家暴”的行政处罚决定，但这份处罚决定未能改变结果。
戴晓磊不服，上诉。有律师建议她，“想在二审翻案几乎不可能，现在只剩下‘媒体’这条路了。”她租了一个办公室，专门用来接待媒体。在微博上寻找有同样经历的母亲，组建了“紫丝带妈妈的爱”群体。
2016年，戴晓磊发起了“紫丝带，妈妈的爱”组织，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但这条路似乎也走不通。戴晓磊一路打到了最高院，判决结果仍是“维持原判”。在判决书上，法院没有对探视权的时间、地点、频率作出明确规定，而是交由夫妻自行协商。
“要是能协商，那我打官司干嘛？”2018年5月，戴晓磊又和前夫打了一场官司，获得了每月两次的探视权。但丈夫不配合探视，见孩子的过程依旧艰难。
律师张荆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妈妈，也代理过多起离婚和抚养权官司。在她看来，能否找回、见到孩子，更多取决于母亲自己的“战斗力”。
相比打官司、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抢回孩子”不啻为一条更有风险、但见效更快的路。
赵阳就是靠自己抱回了孩子。2019年9月，前夫谎称带孩子下楼晒太阳，偷偷把5个月大的孩子从广东带回合肥老家。沟通无果，赵阳在9月底向法院起诉。
因孩子尚在哺乳期内，母亲赵阳获得了抚养权。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申请拒执罪立案都没有结果。于是，她独自一人从广州跑到合肥。
在找遍所有的婴儿游泳馆后，赵阳终于确定了孩子的位置。她联系派出所和法院上门执行。但行动惊动了对方，孩子提前被转移了。
赵阳没有放弃。一边提起刑事自诉继续向法院申请拒绝执行罪，一边继续寻找孩子。在收到无法立案通知书的一周之前，赵阳趁对方早上出门的空档抱回了孩子。
赵阳在蹲守孩子时拍到的照片。
赵阳这样的“硬核”做法，并不少见。钱君为找回被前夫抱走的孩子，卖掉了一套房，花了200多万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在锁定目标后硬是把孩子抱了回来。魏圆圆则找了14个朋友，策划了一套周密的方案，在游乐场里“偷”回自己的孩子。
失去孩子的妈妈聚在一起，常常互相推荐靠谱的私家侦探、分享“蹲守”孩子的经验。“把孩子抢回来”，这样的念头几乎在包括朱莉的每一个妈妈的脑海里浮现过。
万腊梅也曾这么想过。但她终究不敢付出行动，主要是担心男方的威胁和暴力会对自己家人和孩子造成伤害。她说，丈夫脾气有些极端，因打伤别人被判过缓刑，也曾对万腊梅施加过暴力。万腊梅觉得，即使自己把孩子抢回家，丈夫依然会抢回去，并且可能会伤害到自己的父母。
而且在宗族关系浓厚的乡下，更是困难重重。万腊梅曾经只身一人去丈夫家找孩子，还没进村口，就被丈夫的亲戚们挡了回去。
同样的顾虑也发生在其他妈妈身上。“紫丝带妈妈”姚亚贤曾遭丈夫严重的家暴，甚至在公共场合也被殴打过。姚亚贤起诉离婚，但因男方不同意，没能离成。在孩子被抢走以后，不敢私下和丈夫联系，家人也劝她躲着对方。
即使像戴晓磊这样在事业上小有所成的女性，也因为前夫暴力而不敢接近自己的孩子。曾担任过《变形金刚4》的美术指导的她，只能寻求法律支持，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短暂的探视
2020年5月，万腊梅由4个妇联的工作人员和民警陪着，在幼儿园门口见到了自己的女儿。一扇两米多高的黑色铁门横在两人的中间，女儿在门里，万腊梅在门外。“这是男方的要求，否则不给见。”万腊梅说。
此前，万腊梅向全国妇联致电和寄送材料反映情况，很快其工作人员向江苏省妇联传达了意见，之后再层层传递到万腊梅所在镇江市妇联。
万腊梅隔着铁门探视孩子。
在幼儿园门口，万腊梅把口罩拉到下巴，探下头，想让女儿看见自己的脸。铁门的中间有几个方形的洞，万腊梅把手从洞里伸过去，身子紧贴着铁门，试图牵起女儿的手。
探视的过程很短，万腊梅和女儿几乎没有说上几句话。见到万腊梅，她没有哭闹。快两年没见，女儿还记得妈妈的名字。女儿抬头看着万腊梅，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妈妈我现在都乖乖的，我自己会吃药。”这总好过儿子给万腊梅的感受。2018年，万腊梅曾在小学门口见过儿子一面，还没有说话就直接跑掉了。
万腊梅想录下和女儿的对话，手机却被工作人员拿走了。连和女儿的合照，也只拍了两张。万腊梅觉得自己像是在“探监”，“努力了三年只见孩子几分钟，我都不能抱抱她。”
万腊梅的离婚案子还在等终审。在那之前，她没法接回女儿。
抚养权虽然在法律上输了给前夫，但现实生活中，连母亲的探视权都没法保障。这点，戴晓磊深有体会。
2017年4月2日，通过法院的调解，戴晓磊第一次探视了孩子。距他们分开，已将近3年。前夫只准许探视的地点选在酒店，探视时间仅有两个小时，且要求她单独前往。戴晓磊从北京赶到保定，定了当地最好的酒店，这也是她和前夫举办婚礼的地方。
在酒店，房内是戴晓磊和9岁的儿子在一起，房外是前夫与其父亲在门口看着母子在玩。戴晓磊拿出了一张她怀孕时和前夫的合照。9岁的儿子依稀辨认照片中的两个人，以及还在母亲肚子中的自己。
戴晓磊用笔记本电脑把和儿子在一起的每一个瞬间都录了下来。不过，探视的时间还没有结束，前夫说孩子累了，要求带走孩子。冲突再次发生，争吵中，前夫对戴晓磊实施了暴力，并且要求戴晓磊把所有关于两个人的报道撤下来。
在此后的几次探视中，争吵、暴力几乎很难避免。这也让戴晓磊对于探视产生了恐惧，“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其他的条件都不重要，争夺孩子成为了一种力量上的比拼。”
2017年，张可受到丈夫家暴，为尽快离婚，净身出户，也没有要求当时还不到1岁孩子的抚养权。然而，张可每次探视孩子，都会被丈夫要求与之发生关系。张可明确拒绝后，丈夫就不让她看孩子。
后来，张可找到张荆，要求打变更抚养权的官司，但张荆觉得希望不大。但张可决心起诉，哪怕失败。2019年，张可打了第一次变更抚养权官司，被驳回。
为让变更抚养权的胜算更大，张可需要和孩子保持稳定的接触。张可开始申请强制执行，不停给法官写信、电话联系，很快进入执行程序。因前夫不配合，被执行法官拉进黑名单。也因此，做销售的前夫，工作受到很大影响。在一次强制执行探视中，前夫未在约定的时间地点出现，被法官批评。前夫同意让张可见孩子。
现在，张可有规律地见到孩子，也会在每次探视结束后，按时送孩子回男方家。而与前夫的关系也稍微缓和，甚至还把张可拉进了幼儿园的家长群里。
难以执行的难
在判决书的执行上，朱莉是所有“紫丝带妈妈”中走的最远的一个。与戴晓磊和万腊梅相比，朱莉曾经离希望更近，但主要是卡在执行这一环节上。
2018年1月，终审判决再次确认了抚养权属于朱莉。但朱莉打听不到孩子的下落，随后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这一招对前夫不起任何作用。在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人名单、罚款、拘留，法院强制执行的基本流程走了一趟以后，前夫始终没有履行判决中的任何条款，选择被罚7万元，拘留30天。
8月中旬，前夫结束拘留被释放，仍拒交抚养权，并声称让孩子在自己身边读完小学再送回去。随后，法院以“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将案子移送公安并立案侦查。8月底，公安机关立案侦察确定前夫犯罪事实，并按照流程，将案子移送检察院并以“拒执罪”为由提起公诉。拒绝执行罪属于刑事犯罪。如果确定，前夫将处以刑事处罚。
但由于《刑法》中对拒执罪可否运用于抚养权的司法解释不够明确，而且在江苏，此前还没有因为拒绝履行抚养权而被判以拒执罪的先例，公检法就拒执罪的细节问题多次讨论长达两年。
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拒不执行支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等判决、裁定的，可以酌情从重处罚。”不过，“抚养权”并没有被提及。
事实上，在福建、浙江、山东、湖北、广东、江西、安徽等多地，近年来已对拒绝履行抚养权者判以拒执罪的先例，大多数拒执者被判一到两年，处以相应的罚款，而被带走藏匿的孩子也都回到母亲身边。
不过，依据律师张荆的经验，在被判的多起抚养权拒执罪的案件里，大多存在暴力抗法的行为。然而，因司法解释不明确，法院也很难判刑。
但有些母亲为推动前夫拒执罪的判决付出了太多。
2019年12月，浙江义乌的王兰终于等来了对前夫的拒执罪判决。2004年，在与前夫诉讼离婚后，获得了儿子的抚养权，但前夫将儿子带回河北老家藏匿了15年之久。
为找回孩子，王兰多次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义乌法院和公安也多次前往男方老家执行，但一直找不到孩子。2010年，王兰以拒执罪向义乌法院申请。经过近两年的讨论，义乌法院将案件移交公安。之后，公安不予立案。
此后，王兰又多次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直到2018年，法院才受理。但两次开庭审理中，男方都没有出现。2019年4月，义乌法院决定依法逮捕男方，并在同年的法院审理中判定对方犯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处以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王兰的代理律师龚昌盛认为，这个案子最难的地方就是立案，“如果不是王兰自己坚持不懈地跑了十几年，是不太可能被立案的。”
在找回孩子以后，母子之间的磨合又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孩子回到王兰身边时，已经成年。共同生活的一两年里，王兰常和孩子发生矛盾。
而被抢走的孩子的成长有时是被忽视的。2007年7月下旬，未能获得抚养权的张雨在法院规定的探视日把9岁的儿子“抢走”。在此前的4年间，孩子从未上过小学，一直在家接受前夫的私塾式家教。
张雨发现，儿子回来以后变得容易激动，不会和陌生人交流，爱跟人吐口水。张雨没有放弃，耐心地和儿子一遍一遍的沟通，陪在他身边。母子刚刚团聚的那两三年，对于张雨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如今孩子已在国外上大学。
不过，当双方的“争夺”立场发生交换时，前夫则成为了那个焦虑、愤怒地寻找孩子的角色。
赵阳把孩子抱回广州以后，男方不断给赵阳发信息，要求探视孩子。甚至威胁赵阳，称自己将会采取极端手段。赵阳拒绝了对方的所有要求。
立法困境
在抢夺藏匿孩子的背后，是法律的缺位。
律师张荆认为，在正常情况下，法院对于抚养权的判决是依据双方的条件和实际养育情况，将孩子判给更适合抚养的一方。但抢夺、藏匿孩子，却在法律涉及的范围之外。
2019年底，朱莉把有同样经历的母亲聚集在一起，沿用了戴晓磊此前取得名字—— “紫丝带妈妈的爱”，并恢复了停运几年的微博、微信等账号。如今，群里已经有200多位妈妈。
朱莉们希望推动有关藏匿孩子的法律进程。赵阳甚至以男方没有按照判决支付抚养费为由，再次申请案件恢复执行，同时也希望法院能关注到这类事件。
今年4月，10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被藏匿的妈妈们自发组织联名签名，“呼吁立法，严惩藏匿孩子行为；请求加大执行力度，明确拒执罪在抚养权探视权中的司法解释和刑罚运用”。
同时，大家分头行动与全国人大代表寻求联系游说。5月，曾创建“宝贝回家”网站的全国人大代表张宝艳在两会现场，为“紫丝带妈妈”群体发声，建议立法，保护监护人依法取得的抚养权，保护离异家庭儿童被探视权。
律师张荆也在推动这群妈妈遭遇的法律困境，进入立法议程。2019年6月，一份视频连同一份立法提案，被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马忆南带到了全国妇联的提案组。视频是剪辑了十几个妈妈寻找孩子但被挡在孩子住处门外的画面。
在民法典修改提案会议上，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沈跃跃，提议增加“禁止离婚诉讼期间藏匿孩子”的条款。“它出现在民法典草案的第二稿中。不过，等到第三稿公布时，又被拿掉了。”张荆补充道。
后经大家的努力，该条文出现在今年10月17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该法将于2021年6月1日正式实施。
然而，这并没有给这群焦灼的妈妈们带来真正的安慰。
“紫丝带妈妈的爱”群里兴奋了一阵。很快，气氛又冷却下来。“对方藏匿孩子，会怎么处罚呢？”“对孩子已经被藏匿的人来说，到底要怎么把孩子带回来呢？”
的确，仅靠一部文本上的法律也是不够的，还需落到执行层面。她补充，“首先法律对藏匿行为要有明确的定义和表述，并且在不同的法律里明确违法之后的处罚方式，还要对司法解释进行补充，让抚养权拒执罪的官司有所依据。”
朱莉的案子在今年10月出现了重大转机。
在经历2年的讨论以后，南京市公安机关重新启动对朱莉前夫的拒执罪程序。男方迫于压力，提出调解，而朱莉为让孩子早日重回正常生活，在抚养费和探视权等也做了很大让步，双方最后达成和解协议。
11月17日，在南京栖霞公安和栖霞法院执行局的帮助下，朱莉9岁的儿子从前夫的温州老家被接回南京，母子终于重聚。此时，距他们分开，已过去了4年。
朱莉是紫丝带妈妈中走得最远的。但更多的妈妈，仍奔波在找回孩子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