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拜登当选对西方媒体的影响有多大呢？举个例子，我自己所在的英国，有一个著名的谈话电台，其中有一个节目主持人就在节目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要强忍住眼眶中打转的泪水，为你报道下面这个喜讯，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对我这种吃瓜群众来说，这事儿到底新在哪里呢？我的观察是，丝毫不新。为什么？拜登当选，实际上就是一群政治寡头，取代了一个僭主。所以请问，这事的新意到底在哪儿？
为什么说拜登政府仍旧是一个寡头政府？前些日子的新闻大家想必也看到了，他所提名的政府组成人员，有不少人其实就是奥巴马时代的老面孔。此外，克林顿家族的希拉里也被媒体爆出，将在拜登政府中担任驻联合国特使的职务。甚至，英国媒体还有消息称，奥巴马本人将担任未来美国驻英大使。
拜登本人就是一个老华盛顿政客，与民主党内盘根错节的各个政治家族利益联系紧密。他的上台，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会大量恢复奥巴马时代的许多引发共和党选民不满的政策，更重要的是，很可能进一步激发美国国内针对“深层政府”的种种阴谋论。这种对于政治寡头、裙带资本主义把持国家的强烈不满，恰恰是2016年促使特朗普当选的重要社会土壤。
把票投给拜登的人，有多少是真心觉得他能带来真正改变的呢？恐怕很难说。极有可能的是，在美国那种二选一模式下，选民用投票给拜登的方式，表达对特朗普的强烈不满罢了。就像2016年，人们用投给特朗普，以表达对希拉里代表的美国寡头政治的不满。
实际上，拜登是美国寡头政治形态下，民主党为了应对特朗普推出的最为安全保守的选择。作为一个政客，拜登的政治生涯开始于上个世纪。1968年，当西方世界左翼学生激进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26岁的拜登从纽约雪城大学拿到法律学位；毕业后，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特拉华州的以白人中下层中产阶级为主的纽卡斯尔县，开始其政治生涯。
1972年，拜登正式当选为美国参议员，年仅29岁。可谓年轻有为，顺风顺水。彼时恰值美国社会就“busing”问题开展社会大讨论的时候。所谓“busing”，是指用公共交通运送黑人学生前往白人为主的公立学校就学的一个政策。这是在当时民权运动影响下，为了缓解美国黑人、白人学生在教育上的种族隔离状况而提出的一个社会改良方案。
拜登成为参议员后，“busing”问题便是他面对的第一个重要政治考验。当拜登宣布参选时，便有媒体问他对busing 问题的看法，拜登给出的答案非常圆滑，巧妙地回避了问题。
他首先强调，busing问题是一个“pony issue”，是一个虚假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问题回避了背后真实的社会矛盾，这个矛盾就是白人不乐意跟黑人居住在同一个区域。言下之意，拜登暗示，仅仅通过用公共交通，把黑人小孩送到白人聚居学区的学校就学，无法真正解决这个社会问题。接着话锋一转，表示讨论一个假问题根本就是在浪费公共资源。
可见，拜登给出了一个符合当时自由主义左派道德立场的回复，又没有触怒那些投票给他的白人中下层中产阶级选民的利益。拜登这颗1970年代的政治新星，果然一出道，就显出了不一样的圆滑城府。
如果要理解1970年代这个busing问题的重要性，我们还必须回到1954年，看一个今天被写入美国官方历史教科书的判例，即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这个案子的争论核心是黑人和白人的小孩能否同校。最后，最高法院做出的判决是，不得以任何法律的形式，限制黑人和白人小孩同校接受教育。这个判例在当时美国社会具有相当重要的积极意义。
然而，我们能不能认为，自1954年最高法的裁决出来后，美国黑人白人的分校问题就此得到解决呢？当然不能太傻太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