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5天、差不多120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一场可以称之为“茶壶里的风暴”。一场网络空间的风暴急速涌现，各种力量在线上和线下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互动。
这件事情因此在不经意间成为了当下中国如何有效应对网络实施治理、如何建立和完善一套符合时代需求的新型治理能力和体系的缩影。它让我们直面挑战，也让我们看到了中间蕴含的机遇、以及持续不断涌现的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
在这里我想讲几点。第一，你看到了什么呢？借助于发达的碎片化社交媒体平台、信息的高速涌流，民众随时可以成为一片被动员起来的海洋。不管主动发起者基于何种意图，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动员的机制是基于人最朴素和美好的愿望。用比较正式的话来讲，这种愿望就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之所以投身其中，想寻找事件的真相，是因为一个朴素的认识：它涉及到了生命，涉及到了下一代，涉及到了孩子。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当出现了意外，无论是为人父母者，亦或者没有直接相关利益的围观路人，在内心深处总有那么一丝善良的冲动。我们想知道未来如何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这种情绪是人类共有的，也是非常美好的。但这种情绪往不同的方向上发展，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
央视披露成都49中学生林某某坠亡事件视频（来源：视频综合）
于是，我们看到了第二点：情绪是可以被叙事引导的，而这个叙事中就涉及到了有效信息的供给。在事情发生之后，各方，包括家长、学校、当地的政府部门，大体上在5月11日，也就是72小时之内，完成了第一轮信息的发布。然后全网的各种新媒体对这一轮信息展开了自己的解读，而这种解读诱发了一波巨大的舆情。
在这个解读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什么呢？首先，大家都在追逐细节，因为它有助于我们去还原真相。第二，不同的行为体在网络空间采取行动的能力有着显著的差异。当不同的群体进入舆论的场域，展开互动，甚至可以用“博弈”这个词来形容，产生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极短的时间里面就冲上了热搜，随后带来了巨大的流量和关注。
因为已经过了一段时间，大家不仅有一个同步观察的过程，而且随着线下真实事态的发展，还能开启某种意义上的“上帝模式”对它进行复盘。我们可以看到多种多样的行为体介入了其中：有直接当事方、非直接利益相关方、甚至还有具有显著的、某些圈层动员能力性质的一些行为体。它和我们当下的流量经济的生态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而在以往所谓的网络空间群体性事件当中，这是较为罕见的，是一种新的现象。
它所带来的流量的涌动、议程的塑造、对话题的推送传播、在境内外不同网络空间与场域中的震荡、对话题的碎片化精致加工，都值得注意。比如说，可能一开始一个消息是说当事人也许在监控中没有看到那一段或者某一个时段的视频。原话可能是：“我没有看到这段视频。”但是，就像大家玩的耳语传播接龙游戏那样，这句话传了几圈之后就变成了“视频已经被删掉了”。再往下的加工就是“之所以一开始两个小时不让进去，就是为了腾出时间去删掉视频”等。
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大量的类似信息。然而，成于互联网，也败于互联网。你可以很轻易地对信息碎片进行加工，但你加工过的所有信息碎片都会留下痕迹。这种加工有些可能是出于义愤，想彰显自己的正义感；有些，不是很客气地说，或许是一个吸引流量的有效工具；再有些，基于过往的经历、表达的内容、以及在境内外网站的互动，你会发现就是客观意义上的别有用心的势力。也许他人在境内，但是心向往境外。这些共同汇聚到了一起，形成了一波浪涌。
第三，至关重要的特点出现了。让子弹飞一会需要时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时间恰恰是一个需要珍惜的资源。各种力量都在为时间赛跑、与时间赛跑，以争取跑在时间的前面来塑造议程。某些情况现在还有待继续深度挖掘，也许未来我们能获得更多的详尽材料。但从中可以看到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的聚合不仅是线上的聚合、线下的聚合、还有一些力量，比如之前在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关闭过程当中引发风波的某些人在大陆的“朋友”，他们将此事视作某种机会。
于是，在5月11日的晚上，我们看到了令人震惊的视频。为什么？因为视频里不是常见的聚集。说实话，群体性事件大陆网民也见得多了，我们这次又看到了熟悉的剧目。用美国研究社会抗争运动的学者Charles Tilly的话语来说，就是那种有标志、有符号、有一致性的口号、有行动能力、有分工、有冲突、有对抗、精心塑造的drama。
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确凿的信息去获取视频当中出现的每一个个体的真实身份，但是我们从这个场景感受到了熟悉的味道。
2019年在香港，我们看到过类似的场景；在更久远的过去，我们看到全球各地“享受”过来自某一个国家空头的普世价值“礼包”的地方，多多少少也出现过类似的场景。但是，这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它既不是黑色的，也不是白色的，而是灰色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个过程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当有些力量将这样一个冲突性事件所诱发的民众正常的情绪导向一个负面的方向时，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里面涉及到三个行为体。第一，当事方，尤其是我们的政府主管部门和以学校为代表的直接当事方。对于他们来说，面临的考验是极为艰巨的，因为内部正常的运行流程所需要的时间必须和舆情的发酵进行赛跑。如果让网上塑造虚假信息的行为体跑在了前面，议程就会被劫持，事情就会被扭曲。但是客观上，这种线下的流程是需要时间的，也就是说要让子弹飞一会儿。这个时候谁为他们站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去正确地争取时间？我说得很清楚，不是袒护，不是包庇，是“正确地争取时间”。
有两类行为体：一个是选择站在我们这一边对抗那些疑似，或者显著不怀好意的力量的那些媒体；另一个是网民。网民也要选边站，你站哪边？你可以追求真相、可以要求正义、可以提出所有的不满、质疑。但是提出这些不满和质疑的目的是什么？应该是完善它，让它做得更好。
没有记错的话，5月9日的事件出现后，11日上午出了两份声明：教育系统有一份声明，警方也有一份声明，但这两份声明引发了广泛的批判。批判也有不同的方式，很多人喜欢那部神剧《让子弹飞》，里面有一个经典的场景：两把枪一把顶在自己头上，一把指向对方。一般认为，这可以解读为非常著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自我批评不是自杀，批评也不是杀人。它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同志，是为了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涉及到什么？治理体系需要配合。什么叫配合？对于媒体和在中间扮演各种角色的活跃网民而言，这里有两个选择。
你需要对官方发布的信息进行解读。官方发布信息是有很多限制条件的，涉及到隐私、能力的有限、走程序需要时间等一系列因素。有两种解读的方法，第一种是建设性的批评，告诉他们这里面有哪些地方是写得不对的、写得不对的地方如何进行完善、下一步应该在哪些方向给出进一步的细节。或者媒体可以走访，官方没有提供的信息媒体能不能补充完善？
我至少看到了一家媒体后面发了不少批评的东西。我对这家媒体本身立场也不是特别认同，但是它至少去采访了当地的医院，搞清楚了在网上争议的一个焦点，就是救护车接到救护电话的呼叫时间、赶到现场的时间和离去的时间并不存在延迟。事发之后20分钟到了现场，发现没有生命体征后回去，并不存在见死不救的问题。
很多媒体对前面两份通报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有没有在力所能及范围之内帮助去澄清一些事实？以确保给线下的调查流程争取更多的时间？在未来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问题。
当然有人会说，这样的媒体行为需要当地的配合、支持，需要治理体系内给予媒体活动以相应的空间。显然这应该构成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进一步系统性完善、更新和提高的重要工作方向和努力目标。
同样地，在中间拥有一定粉丝数量的活跃网民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正确识别相应的信息，尤其是自觉去阻断那些具有显著不良用心的信息的传播，并及时地予以提醒，就变得非常重要。网信事业为人民，网信事业靠人民。
这次网民表现出了极高的素养，义愤填膺或者极度同情，或者高度焦虑于未成年人在校安全以及事件真相。但在看到了11号晚上散发着令人不安气息的那种场景之后，很多人迅速地警醒。
极高的素养表现在什么地方？一方面可以继续理直气壮且坚定地、建设性地去追逐真相，指出已经发布的通报中存在哪些问题；并且有大量的自媒体，比如熠杰，在13号早上发布消息之前，就尝试大概还原过程，和当时的一些自媒体账号形成了很多细节的补充。
当他发布这个东西的时候，遭遇了大量的攻击。但是大量愿意去建设性追逐真相的网民在转发，主动帮助平息一些基于信息误解所诱发的不明真相的愤怒情绪。
5月11日晚，成都成华警方@平安成华 通报“高中生坠亡”事件
另一方面，大量的网民自发收集在他们看来有问题的、明显有境外实力挑动煽动、引诱、在中间火上浇油、上纲上线、混水摸鱼的信息。然后进行系统性的披露，以帮助更多人能够正确看待这些问题。
在此背景下，13日上午各方呼吁包含了大量细节的详细调查报告出来，对网上主要疑问以针对性问答方式，一问一答最终呈现。
监控披露，时间线完整，现场勘察细节完整。并且披露了一些之前本想避免对于逝者二次伤害的一些细节，比如自残。这样的细节是残忍的，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做一些均衡。
有人觉得披露这样一些细节，可能对逝者或一些相关方构成更多的伤害。当我们在迫切追逐真相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在我们看来义正辞严追逐真相的行为，其实有可能造成二次伤害。
而你愿不愿意为了避免这种二次伤害，克制一下对最终完美真相的追逐，损失没有太大关系的细节？这个需要各方都进行思考。因为这是有难度的，它意味着成本。
对媒体而言，当你真正愿意用这种方式去履行你的社会责任的时候，在一个比较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下，你会失去一部分流量。所以它不是靠单个道德高尚的媒体进行自我约束就能实现的。它需要某种共识，而这种共识很难用强制的方式进行实践，更多的是需要自我的克制。
最后，我谈三点带一点小结性的看法，后续应该还会有更多的观察。
第一，现在我们必须超越传统意义上的舆情维稳，从线上线下闭环式综合互动治理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网络空间的治理。今天信息技术的革命让我们进入到了数字化时代，网络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背景。
这个背景就像空气、就像水一样嵌入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会在线上投射。线上信息传播以后产生的效果不可避免地在遇到一定机遇完成、一定条件满足之后会渗透到线下，线上和线下是一个完整的闭环。
对于像这种线下发生、线上发酵引爆的事件，想要进行有效的治理，线下的实体层面在处理过程中对信息的发布、信息发布的方式、包装表现过程等等，都要满足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对治理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但这是一定要提升和完善的。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完善和提升它是需要时间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此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承担你自己愿意承担的责任。
第二，或许是时候该思考什么是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了，这种社会责任如何建设性的体现？什么叫建设性的体现？在欧美国家很简单，新闻媒体可以以上帝和外星人的身份、以第四权利的身份旁观，然后进行信息的报道，他们认为把真相报道出来之后就结束了。
以美国而言，今天美国遇到的社会撕裂的思维是怎么造成的？新闻媒体，包括自媒体、活跃网民，在传播信息追求真相的过程中，如何去弥合分歧，而不是撕裂。这应该成为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传统意义上西方新闻媒体只要能够得到流量和听众，会从撕裂社会当中获利，是不会在乎社会的撕裂。对于中国来说，媒体、包括自媒体要发挥的作用，应该是建设性的批评，应该是促进社会体系的完善，而不是把自己看成是自外的一个高高在上的第三方力量，应该是一个整体。
但是这个游戏怎么做、怎么样去完善？构建一套怎样的制度体系，对现有的治理机制如何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创新？这需要各方共同的努力，但至少这次的事件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对此高度的警醒。
第三，所谓的势力，不管是境内还是境外的，对今天中国的发展道路不满，对今天中国老百姓能够过上的生活不满，对中国政府部门不满。想借一切机会撕裂社会或者建立对立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搞一些类似于30年前导致苏联最终走向解体的事情。这种势力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股势力会变得越来越焦虑，为什么？
首先，总体上中国前行的方向表现出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那一方，他们没有办法用常规、低成本的方式来阻断我们。
其次，有人愿意给这样的势力投钱，这涉及到主权国家之间的战略博弈。我们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国会正在讨论相关的法案，这个法案当中最大的单笔支出之一，是连续5个财政年度每年至少用3亿美元来培养各种各样的媒体记者，在中国的内外部同步来对冲中国的影响。
2019年在香港以及我们还没有收复的领土——台湾，真真实实存在着这种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有一小部分势力针对我们的政权、制度、模式和道路发起进攻，对他们来说，任何题材、议题、信息只要有助于制造对立、撕裂矛盾、增加不信任，就可以被使用。
在他们采取行动之前，我们也很难提前全部有效地加以识别，更多的是需要在动态的信息博弈过程当中识别。而这件事情也不是靠一个部门，一两个人、一两个媒体就能够完成的，这是所有那些愿意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更加富强美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愿意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做出努力的中国人一起努力的方向。
这件事情发生的很突然，它离我们是如此地近，它发酵的速度是如此地快。其中某些角度和某些方向的变异是如此极端，各种各样势力的登场、相互之间的碰撞共鸣、共振，最后诱发的效果，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乎我们预料的。
它是未来中国面临挑战的一个缩影，也预示着我们在新时期只有不断提升和完善我们的治理能力，完善我们的治理体系，才有可能让国家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在此其中，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做出自己的贡献，实现自我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