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最大水平就业？
最大水平就业有着丰富的法律、经济学内涵。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为每个人提供一份工作，而且而且减贫、不平等，减少歧视和犯罪，以及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质量都有重要意义。基于其经济学含义，一般国内机构也称其为充分就业，是失业率达到自然失业率水平，使得劳动力市场能够实现长期可持续繁荣的状态。
在货币政策层面，对最大水平就业的理解则必须基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在不同时期，最大水平就业的政策内涵有所差异。但是不难看出，从格林斯潘到伯南克、耶伦和鲍威尔，基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最大水平就业其实有着一贯的政策内涵，指的是排除了周期性因素影响的、能够与长期通胀目标相适应的自然失业率水平。
“新声明”下，当前联储更侧重于就业目标，放松了短期通胀对宽松政策的制约，最大水平就业可以理解为不会加速长期通胀的自然失业率水平，只是“新声明”中评估劳动力市场的决定性指标有所调整。
美联储如何评估劳动力市场？
美联储基于相应时期的货币政策框架，发展了一套基于一系列广泛指标，且能够与微观调查数据相互验证的指标体系。
“新声明”下，决定性指标是当前就业与最大水平就业的缺口。参考鲍威尔与耶伦的一系列发言推测，就业指非农就业人数，当前美联储参考的最大水平就业应该是疫情前（2020年2月）的非农就业人数。但美联储也强调，对最大水平就业的评估必然是不准确的、且可能调整的。
此外，美联储综合评估劳动力市场基于的一系列更广泛的指标体系还包括传统的失业率、结构性指标、薪酬指标与预期指标，覆盖了包含性别、种族、收入、家庭特征等差异性在内的新兴结构性指标，并持续通过对ADP高频数据的监测来补充官方统计数据。
在6月议息会议的发布会上，鲍威尔称 “相信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复苏是强劲的”，但仍呼吁市场保有耐心，希望看到更多数据。如何理解？
接近连续一个季度的非农就业数据显示，美联储评估劳动力市场的决定性指标“就业缺口”仍处在较高水平，但更广泛指标体系中的其余指标均指示了劳动力市场几乎确定性的强劲复苏。基于合理推测，上述背离可能归因于美国当前过分慷慨的失业救济金政策。
鉴于美国当局已经意识到上述问题，并采取了相应措施。如果上述推测正确，那么美联储最快在7月初发布的6月非农就业报告中就能够看到决定性指标“就业缺口”的进一步修复，届时美联储可能也将有所表示。因此鲍威尔一边表示对劳动力市场充满信心，一边呼吁市场保有耐心。
谈到美联储眼中的就业，主要指两方面：一是美联储的就业目标，即实现最大水平就业（maximumlevel of employment）；二是指美联储如何评估劳动力市场状况。
如何理解最大水平就业？
美国联邦政府对充分就业负有责任的观念起源于大萧条。
二战结束后逐渐形成立法。二战结束后，联邦当局担心数百万的返乡士兵将面临大萧条时期的失业环境，“联邦政府对充分就业负有责任”逐渐成为了法定的表达。在1964年通过的《就业法》中，国会指示联邦政府“为有能力、有意愿和寻求工作的人提供有利的就业条件，并促进最大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
1978年成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法定目标。1976年，随着对就业问题担忧的再次提升，参议员休伯特与国会议员奥古斯都共同发起了促进充分就业的立法。随着1977年《联邦储备法案》的修正与1978年《充分就业和平衡增长法》（即《汉弗莱·霍金斯法案》）的通过，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责任最终通过立法明确为当前的促进“最大水平就业，稳定价格与合适长期利率”，美联储对实现价格稳定与促进最大水平就业的责任也被称为双重目标。
最大水平就业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具体该如何理解？
1.1. 非货币政策层面的内涵
在梳理最大水平就业的政策层面内涵前，有必要了解其法律、经济学等基础性含义。
第一，考虑法定内涵。美国国会在推动充分就业立法时，就强调了最大水平就业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为每个人提供一份工作，而且对减贫、不平等，减少歧视和犯罪，以及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质量都有重要意义。
对此，1978年通过的《充分就业和平衡增长法》有明确表述[1]，“增加工作机会和充分就业将极大地消除基于性别，年龄，种族，肤色，宗教，国籍，残障或其他不适当因素的歧视”，并且该法案要求美联储定期向国会报告货币政策如何支持该法案的目标。
第二，考虑经济学内涵。最大水平就业与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的含义类似，是失业率达到自然失业率水平（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NAIRU）的状态，是劳动力市场长期可持续的繁荣水平。一般国内市场也称其为充分就业，但充分就业常用的英文表述容易与完全就业（full employment）相混淆，因此美联储将就业目标表述为最大水平就业是更为准确的，本文也倾向于使用直译表达。
最大水平就业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找到工作。即使在最健康的经济体中，摩擦性失业也是存在的，因为适当的摩擦性失业能够促进劳动力与岗位的更好匹配[2]。在最大水平就业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不存在导致由周期性因素导致的疲软，失业率水平由摩擦性失业与受货币政策影响很小的结构性失业决定。
第三，考虑规律性内涵。一个代表性的规律是由经济学家、兼前总统顾问亚瑟·奥肯确定的一条经验法则——奥肯定律。该经验法则描述了观察到的失业率变化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由于劳动力规模和生产率水平的持续增长，为了保持失业率稳定，需要实际经济增速接近其潜在水平[3]。因此，可以将最大水平就业理解为经济位于潜在产出附近时对应的稳定失业率水平。这也是各央行关注经济潜在产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个代表性的规律是菲利普斯曲线。该曲线描述了失业率与通胀间存在的交替关系，即根据菲利普斯曲线，低通胀与低失业率、高通胀与高失业率通常是不能共存的[4]。失业率持续低于自然失业率可能导致经济过热，进而推升通胀水平。因此，也可以将最大水平就业理解为与长期通胀目标相适应的可持续的就业水平。
在2012年的演讲《劳动力市场的近期发展》中，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明确了美联储对上述两方面有关劳动力市场规律的持续关注。并且指出，上述两方面规律性内涵虽然在特定历史时期有其适应性，但在2000年后的美国劳动力市场都有所失灵，背后原因可能是全球化、老龄化等非货币性因素。[5]
1.2. 货币政策层面的内涵
最大水平就业的非货币政策内涵如何表现在货币政策层面？
首先明确，对最大水平就业的理解必须基于美联储法定的双重目标。美联储力求平等对待价格稳定与实现最大水平就业两个目标，这意味着，美联储不会因为其中一个目标已经实现，就放弃追求另一个目标，除非其中一个目标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偏离。
长期来看，双重目标不存在矛盾。价格稳定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基础，也是促进最大水平就业的前提条件，因此价格稳定的实现不会阻碍充分就业，还是充分就业的有效工具。正如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所言，价格稳定既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目标，也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工具。[6]
但双重目标的短期冲突也是难以避免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简单的泰勒规则确实可以对联邦基金利率的实际水平变动起到具有稳定性的指导作用，美联储也愿意通过泰勒规则向公众更好地解释自己的货币政策目标与策略。但在更多时候，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与策略并不能够完全由简单的规则所解释，自由裁量权也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与策略的关键组成部分，因此基于泰勒规则的预测并不总是正确的、适用的。[7]
如果双重目标存在短期冲突，美联储将如何权衡？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遍历了美联储公开发布的、回溯至1996年以来有关的演讲，整理了从格林斯潘到伯南克、耶伦、鲍威尔四任主席的相关应对。
1.2.1. 格林斯潘（1987.8-2006.1）：高通胀阴影下的最大水平就业
理解美联储如何在短期权衡双重目标，还要理解“工资刚性”的概念。“工资刚性”指企业通常无力或不愿消减名义工资，即使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企业也并不会明显降低名义工资。待到经济上行，企业也可能会发现他们不需要通过大幅提高工资来吸引工人。
格林斯潘时期，最大水平就业指的是不会加速通胀的自然失业率水平（NAIRU）。格林斯潘接任美联储主席时，美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高企的通胀问题，尽管前任保罗-沃尔克采取了强力的抗通胀措施，但笼罩在美国经济上空的高通胀阴影仍未消散。当时美国经济与劳动力市场非常强劲，企业扩张迅速，也愿意提高工人薪酬，较快的薪资增长甚至是高通胀重要来源，也就使得“工资刚性”非常明显。
结果就是，在经济复苏时期，企业不需要大幅提高工资就能够招募到足够的员工。较低的薪酬增长也降低了通胀压力，因此促进最大水平就业的目标通常能够在通胀达到目标阈值前实现。如果通胀加速上行，说明就业市场已经足够强劲。
需要说明的是，直到2012年美联储才发布了2%的锚定制通胀目标。在此以前，格林斯潘将价格稳定目标理解为，“通胀率必须足够低，以至于不必将其纳入商业决策之中”，美联储一篇工作论文回溯了当时的会议纪要发现[8]，这一足够低的通胀目标水平大致在1%到2%之间。
1.2.2. 伯南克（2006.2-2014.1）：劳动力疲软下的最大水平就业
伯南克接任美联储主席时，美国经济已经逐步走出高通胀的阴霾。但在全球化、老龄化与技术进步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随着长期通胀基础的走弱，劳动力市场也走向疲软。
事实上，金融危机前美国劳动力市场就已经初现疲软。只不过在经济上行周期中，失业率整体仍然有较好表现，仍在较长时期低于NAIRU。
金融危机后，劳动力市场疲软的负效应开始集中爆发。美国劳动力市场疲软的典型表现，就是劳动岗位的流逝与工人就业意愿的降低。正如伯南克所总结的，在经济下行导致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的同时，产业和就业也借机加速转移到海外市场。待到经济复苏时，企业已无力维持原有的市场地位，进而不愿意为招聘提高薪酬，由于缺少心仪的岗位失业工人的就业意愿也明显降低，结果就是复苏期间的薪酬增速与就业复苏的明显偏慢。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局的测算，美国经济潜在的长期自然失业率（NROU）与短期自然失业率（NROUST）首次出现了明显偏离。并且解释到，“（长期）自然失业率是除总需求波动以外所有来源引起的失业率。短期自然失业率包含了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从2008年开始暂时提高了（长期）自然失业率。短期自然失业率可以用来衡量劳动力市场当前的和预期的疲软程度。”
为了支撑疲软的劳动力市场，美联储需要宽松货币政策，而就业市场恢复的缓慢，则使得通胀上行远远早于失业率下降，美联储双重目标的短期冲突也就出现了。
尽管有一系列证据（例如劳动参与率、离职率降低与长期失业率走高）可以表明当时的美国劳动力市场非常疲软且不存在长期通胀基础。事后看来，这些证据也确实是伯南克实施三轮量化宽松的基础。但当时的市场并不一定能够接受上述观点，为了提高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稳定长期通胀预期，美联储在2012年发布了《中长期货币政策的目标与策略声明》（简称“声明”）。
在价格稳定方面，“声明”首次明确了锚定2%的通胀目标。在促进最大水平就业方面，“声明”的表述更为详尽，“最大水平就业是一个广泛的、包容性的目标，它无法被直接度量，会随着时间变化，并且主要受影响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动态的非货币性因素影响。因此，无法给出一个合适的具体失业率目标。更合理的是，委员会将评估就业水平与最大水平就业的偏离程度，并且要意识到这一评估必然是不确定的、且可能会进行调整的。委员会在进行评估时会考虑一系列指标。”
不难理解，基于双重目标，如果美国经济不存在长期通胀基础，那么美联储还是可以放松短期通胀对实现最大水平就业目标的约束，将最大水平就业的内涵调整为不会加速长期通胀的自然失业率水平。
根据“声明”，实现最大水平就业与是否加息有关。那么对于加息之前的TAPER，美联储又是如何决定的？
不妨回溯四个时点：分别是2010年6月结束QE1、2011年6月结束QE2、2013年6月伯南克公开讨论TAPER、以及2013年12月美联储正式宣布TAPER。
2010年6月FOMC的会议纪要显示，“第二季度经济复苏步伐温和，4月和5月尽管失业率仍居高不下，但企业就业增长并延迟工作时间。……能源价格下跌压低了4月和5月的总体通胀，但核心通胀小幅上涨。……劳动力参与率高于一季度，兼职比例与长期失业比例趋于平稳，首申失业金人数变化不大。”结果为，QE1结束后就业市场复苏的趋势中断，通胀持续表现疲软，2010年8月美联储开启QE2。
2011年6月FOMC的会议纪要显示，“近几个月经济复苏步伐放缓，劳动力市场改善有所放缓。通胀指标有所回升，但长期通胀保持稳定。……首申失业金人数增加，劳动力参与率保持不变，长期失业与兼职比例继续上升。”2011年二季度PCE接近3%，QE2的结束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到通胀压力影响的。
QE2结束后，通胀指标仍在持续上行，为了进一步向市场传达稳定价格的决心，美联储决定从2012年实施“声明”，并明确了锚定2%的通胀目标。在一系列措施下，四季度通胀指标才明显回落。但于此同时，失业率依然维持在了较高水平，没有进一步降低，短期自然失业率也在继续上行。在通胀压力减轻后，为了进一步推动经济与就业复苏，2012年9月美联储开启QE3。
2013年5月FOMC的会议纪要显示，“失业率持续位于较高水平，但进一步小幅回落。……通胀相对较低，长期通胀指标保持稳定。……近期劳动力市场指标维持温和增长：职位空缺指标普遍上升，私营部门的招聘维持平衡”。由于资本反映过于剧烈，在2013年9月的FOMC会议上美联储延迟了TAPER，直到同年12月的FOMC才正式公布。
2014年9月FOMC的会议纪要显示，“近几个月经济活动继续温和增长，失业率总体上略有下降，劳动力参与率与三季度基本持平，……，长期失业的比例基本持平，职位空缺与招聘计划的指标总体上几乎没有变化。”
整体而言，当“声明”的核心指标“失业率”与各方面指标共同指向了劳动力市场的确定性恢复趋势时，作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QE也就接近尾声了。
1.2.3. 耶伦（2014.2-2018.2）：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下的最大水平就业
在伯南克与格林斯潘时期，短期的高通胀多少都对美联储的宽松政策有所约束，在耶伦上台的初期（2014年三季度）也是如此。但随着国际油价的快速下行，围绕在美联储周围的通胀压力快速消散，美联储反倒需要认真对待通胀过低甚至是通缩的问题。
通缩的高昂代价不亚于通胀。耶伦在2015年9月的演讲《通货膨胀动态和货币政策》中指出，通胀意外下降并处于极低水平可能带来高昂的代价，一是会削弱美联储应对衰退的能力，二是会增加借款人的债务负担，导致“债务通缩”。
2015年12月，当美联储提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时，长期自然失业率（NROU）与短期自然失业率（NROUST）已经基本重合，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的差距也维持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说明劳动力市场的疲软已经基本消退。但与此同时，通胀指标——PCE与核心PCE分别只有0.35%与1.18%，距离锚定2%的目标差距也越来越大。行走在通缩边缘的经济，迫使美联储将货币政策的重心向提高通胀水平至2%的目标倾斜。
没有了高通胀的约束，如何评估最大水平就业更多基于经济学含义。耶伦在演讲中曾指出，最大水平就业应该是排除了周期性因素影响的、能够与长期价格稳定相适应的失业率水平[9]。且与“声明”类似，耶伦强调必须基于广泛的指标综合评估劳动力市场，且对最大水平就业的估计必然是不准确的、可能修改的。
基于上述内涵，耶伦在美国通胀指标低于2%的情况下，开启了美联储货币政策向正常化的回归之路。但美联储调升货币政策的意图，主要在于通过提高利率抬升通胀预期，并非有意压制就业市场，因此是符合双重目标框架的。
1.2.4. 鲍威尔（2018.2至今）：后疫情时期的最大水平就业
在耶伦任美联储主席的后期，美国劳动力市场已经重新开始走向繁荣，这也是耶伦决心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之路的关键因素。
在鲍威尔接任美联储主席至疫情前时期，劳动力市场的繁荣仍在继续。正如鲍威尔在2020年10月的演讲中提到的，“在全球疫情蔓延前，美国经济正处在有史以来最长的连续扩张中。……劳动力市场强劲，失业率处于近50年低点。”持续下行的失业率、自然失业率，以及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间较大的距离也均指明了劳动力市场的强劲。
如果说有什么依然使美联储头疼的话，应该就是2018年起美国与中国、墨西哥这两个最大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纠纷所引起的通胀重归疲软，以及市场对于美国经济越来越悲观的预期。美债10-2年利差在2018年下半年后一直低于0.5%，持续走弱并一度倒挂正是这一悲观预期的表现，为应对围绕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与下行风险，美联储预防性的2019年下半年连续三次降息。
2019年6月FOMC的会议纪要显示，“劳动力市场状况依然强劲。……但有关国际贸易紧张局势的负面消息、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美国和外国经济数据的疲软，导致了投资者对经济下行前景的担忧。……美国与两个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使得长期美债收益率大幅下跌，隐含的通胀补偿也随着显著下降”。
不难理解，在鲍威尔接任美联储初期，最大水平就业的内涵依然延续了耶伦时期。
疫情蔓延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强劲势头戛然而止，石油价格战与一系列因素导致的通胀波动也重新给美联储带上了高通胀的紧箍咒。美联储不得不调整货币政策框架，也赋予了最大水平就业新的政策内涵。
2020年8月，鲍威尔在演讲《新的经济挑战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审查》中宣布，将对“声明”进行修订，并于2021年1月起实施新的《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战略声明》（后称“新声明”），“新声明”对价格稳定与促进最大水平就业目标的具体实现进行了修改。
在价格稳定方面，“新声明”将2%的通胀目标从锚定制修改为平均制，在将长期通胀锚定在2%的基础上，允许通胀指标在一段时间低于2%后，再在一段时间适当高于2%。只不过“新声明”没有给出“一段时间内”与“适当高于”的具体含义。
在促进最大水平就业方面，委员会对劳动力市场疲软的评估将基于就业与最大水平就业的缺口，而不再是就业与最大水平就业的偏离。同时延续了最大水平就业会随着时间变化、且主要受非货币因素影响，不对最大水平就业设定具体目标，对最大水平就业的估计需要基于广泛的指标，且必然是不准确、可能修改的表述。
对平均通胀制的修订比较容易理解，与伯南克时期类似，意在放松短期通胀波动对促进最大水平就业的约束。在美联储看来，疫情蔓延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实质上是外生因素对健康经济的冲击，只要疫情冲击最严重的、防疫最严格的时间过去，政策支持下的经济复苏将会强劲而快速。短期通胀的大幅上行虽然难以避免，但大概率是不可持续的。而“新声明”仍有锚定2%长期通胀的底线要求。
但由于劳动力市场的新特征，“新声明”以“就业缺口”取代“失业率偏离”作为评估劳动力市场的决定性指标。疫情冲击下，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参与率骤然下降，由于导致美国劳动力与通胀疲软的全球化、技术进步等因素仍旧存在，疫情对美国劳动力市场将极为严重，且可能是永久性的。在这一情况下，即使失业率能够回到疫情前水平，工作岗位也会因为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而大量流失。因此根据绝对值概念的缺口进行评估，无疑比基于劳动力参与情况的失业率概念更合适。同时，使用单方向的缺口概念替代双向的偏离概念，也突出了美联储对于就业问题的重视程度。
此外，“新声明”同样强调应该基于广泛的指标评估劳动力市场。正如美联储所言，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低收入、少数族裔等抵御风险能力较低的群体，在疫情中所受的伤害更严重，在经济复苏中也需要更多的支持。如果只通过总量指标评估劳动力市场，可能会高估上述群体的就业复苏，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改善，还可能扩大社会不平等。而上述群体就业状况的持续改善，正是疫情前美国劳动力市场能够持续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
可见，鲍威尔时期最大水平就业的内涵在实质上类似于伯南克时期，都是不会加速长期通胀的自然失业率水平，只是“新声明”中评估劳动力市场的决定性指标有所调整。当然，在加息以外讨论最大水平就业时，仍需要基于其经济学含义，即排除了周期性因素影响的、能够与长期价格稳定相适应的就业水平。
不难看出，从格林斯潘到伯南克、耶伦和鲍威尔，基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最大水平就业其实有着一贯的政策内涵，指的是排除了周期性因素影响的、能够与长期通胀目标相适应的自然失业率水平。只是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宏观经济背景，美联储在权衡双重目标时的侧重与具体做法有所差异。
美联储如何评估劳动力市场？
我们不妨结合当前美联储对劳动力市场的态度回答这一问题。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后的发布会上，鲍威尔指出，相信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复苏是强劲的，但也暗示并没有看到进一步进展。鲍威尔是基于什么进行判断的？
1.1. 决定性指标：就业与最大水平就业的缺口
“进一步进展”是基于“新声明”提出的，指的是“就业缺口”。“新声明”对核心指标的要求如前所述，这里不再赘述。具体来看，参考鲍威尔与耶伦的一系列发言推测，就业指的是非农就业人数，当前美联储参考的最大水平就业应该是疫情前（2020年2月）的非农就业水平，两者的差则是就业与最大水平就业的缺口。
为何说是通常？非农就业人数的统计有不可避免地主观性，在初期容易放宽认定，后期又容易更严格地收紧标准。因此在劳动力市场快速滑向衰退的时候，容易低估就业人数，高估失业率水平；在劳动力市场的复苏后段，又容易高估就业人数，低估失业水平。这也是此前耶伦、鲍威尔一度反复强调非农就业报告可能高估了失业恢复情况的原因。
1.2. 更广泛指标：从失业率到更具包容性的指标
正如新框架所言，美联储还会基于一系列广泛数据综合评估劳动力市场。
失业率是其中的核心指标，也是旧“声明”中的决定性指标。虽然失业率存在弊端，但正如伯南克之前所说的，其目前仍是衡量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最佳单一汇总指标，有助于解释委员会对劳动力市场的指导。
根据对失业率认定的严格程度递增，美国劳工部（BLS）发布的失业率包括U-1至U-6。相对而言，U-3失业率的判断标准更为客观、中性，因此也被作为官方失业率指标。
各指标与各名词具体的含义如下：
劳动力包括已经就业和在过去4周内积极寻找工作的失业者。
失去工作是指被暂时解雇和完全失去工作的人，所以“U-2失业率与U-1失业率”的差可以表示失业中临时失业的情况。一些企业会在需求不佳时暂时解雇工人，当情况好转时再召回他们，其中有些会变成永久解雇。
挫败工人是指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原因而停止寻找工作的人。
边际依附工人指目前既没有工作、也没有在找工作，但是声称需要并可以工作、且在过去12个月内找过工作的人。
经济原因兼职工作的劳动力指那些想要并且可以全职工作、但不得不兼职工作的劳动力。
而正如耶伦所提到的，在劳动力市场疲软的情况下，劳工部容易严格执行认定标准，因此更宽松的认定标准，反而更有利于制定针对性的支持政策。当然，这可能也与耶伦本身更为鸽派的立场有关。但这可以解释，为何耶伦与鲍威尔此前反复强调，美国劳动力市场偏软情况被严重低估了，因为真实失业率（U-6失业率）要远高于官方水平（U-3失业率）。
失业率之外，美联储在评估劳动力市场时还会考虑一系列广泛的指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构成劳动力市场状况指数（LMCI）的数据集。
耶伦在2015年9月的演讲《劳动力市场动态与货币政策》中指出，“总结大量指标中包含信息的一种便捷方法是使用所谓的因子模型。按照这种方法，美联储工作人员根据19个劳动力市场指标制定了劳动力市场状况指数（LMCI），……这一指标支持了以下结论：劳动力市场在过去一年中已显著改善，但同时也表明这段时期失业率的下降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整体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改善。”
劳动力市场状况指数（LMCI）曾一度较好地反映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周期性变化情况，但由于近年来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特征，其对劳动力市场是否疲软的指示性大大降低，并且未能“在劳工市场状况及薪资增速的联系上提供有用的信息”，因此美联储自2017年8月3日起停止发布该指数。
不过，这一指数包含的数据集仍广泛应用于美联储对劳动力市场的评估中，且在美联储停止发布LMCI以后，堪萨斯联储仍然发布基于自定义程序生成的LMCI，并且将数据集包含的指标从19个扩展到了24个。
堪萨斯联储LMCI数据集包含的24个指标列示如下：包括失业率、劳动参与率、劳动力人口率与私人部门非农就业人数在内的总量指标，包括衡量长期失业情况、雇佣率、职位空缺情况、兼职情况、主动离职情况在内的结构性指标，还包括每周劳动时间、起薪与平均薪酬在内的薪酬指标，也包括蓝筹失业率预测、密歇根与FOMC对就业市场的预测等预期性指标，基本涵盖了通常对劳动力市场考察的各个方面。
如果说堪萨斯LMCI的构成指标还有什么比较明显的遗漏的话，应该就是表示劳动力市场的性别结构性指标（例如女性劳动参与率等）、种族结构性指标（例如非洲裔、亚裔与拉丁裔失业率等）、收入机构性指标（低收入家庭失业率）等结构性指标。
一方面原因是，随着研究水平的提升与科技实力的发展，美联储对劳动力市场的评估在进步，评价体系也会更细致、更完善；另一方面，也如鲍威尔此前在演讲中提到的，正是这些指标所表现的积极变化，才成就了疫情前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强劲表现。
1.3. 大数据指标：从低频宏观到高频微观指标
近年来，高频数据监测在美联储评价劳动力市场的指标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而美联储所依仗的高频数据主要就是ADP微观调查数据。
2019年8月，鲍威尔在题为《经济发展中基于数据的货币政策》的演讲中提到，“几年前，我们开始与薪资处理公司ADP合作，从它们的数据集中构建薪资就业的衡量标准，该数据集覆盖了全国约20%的私人劳动力，……，以补充官方统计数据。”
2021年2月，美联储发布的《货币政策报告》也提出，“疫情对经济前所未有的冲击，使得传统统计数据不足以及时监控经济活动。结果，全球决策者都转向了非传统的活动指标，既包括私营部门的大数据指标，也包括官方机构新开发的指标。
并且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报告》中还明确指出，相比劳工局发布的宏观指标，基于微观数据的高频指标反映更灵敏，对宏观指标有较好的指示性与提前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有着更高的准确性。
综上所述，当前美联储评估劳动力市场的决定性指标是就业与最大水平就业。但美联储还建立了更广泛的指标体系来评估劳动力市场，这一指标体系涵盖传统的失业率、结构性指标、薪酬指标与预期指标，还覆盖了包含性别、种族、收入、家庭特征等差异性在内的新兴结构性指标，并持续通过对高频数据的监测来补充官方统计数据。基于指标体系，美联储能够更灵活、准确、且更具前瞻性地评估劳动力市场。
在6月议息会议的发布会上，鲍威尔称 “相信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复苏是强劲的”，但仍呼吁市场保有耐心，希望看到更多数据。如何理解？
因为接近连续一个季度的非农就业数据显示，美联储评估劳动力市场的决定性指标“就业缺口”仍处在较高水平，但美联储综合评估劳动力市场的更广泛指标体系的其余指标均指示了劳动力市场几乎确定性的强劲复苏态势。
一方面，无论是基于非农就业数据还是ADP就业数据，美国当前的就业缺口仍有接近800万人，已经连续三个月低于预期。但两者所指示的就业缺口数已经较为一致，说明非农就业数据并没有明显的低估或高估当前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实际就业情况。
但另一方面，根据美联储综合评估劳动力市场的更广泛指标体系，今年3月以来，指标体系中的几乎所有指标都表现出了持续明显的改善趋势，部分指标，如退出率与平均时薪的表现甚至好于疫情前。如前所述，如果非农就业数据并没有明显的低估或高估真实的就业情况，那么上述指标的表现，均共同指示了劳动力市场几乎确定性的强劲复苏态势。
基于合理推测，决定性指标与更广泛指标体系的明显背离，可能就要归因于美国当前过分慷慨的失业救济金政策。
美国当局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超过半数州也已经收紧了失业救济金的审批发放，5月非农新增数据的增长有一部分已经可以归因于此。但正如鲍威尔所言，失业者重回岗位需要时间，如果上述推测正确，那么美联储最快在7月发布的6月非农就业报告中就能够看到决定性指标“就业缺口”的快速修复，届时美联储可能也将会有所表示。因此鲍威尔一边表示对劳动力市场充满信心，一边呼吁市场保有耐心。
小结
谈到美联储眼中的就业，主要指两方面：一是美联储的就业目标，即实现最大水平就业（maximumlevel of employment）；二是指美联储如何评估劳动力市场状况。
如何理解最大水平就业？
美国联邦政府对最大水平就业负有责任的观念起源于大萧条。二战结束后逐渐形成立法，并于1978年成为了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双重法定目标之一。
在货币政策以外，最大水平就业有着丰富的法律、经济学内涵。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为每个人提供一份工作，而且而且减贫、不平等，减少歧视和犯罪，以及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质量都有重要意义。基于其经济学含义，一般国内机构也称其为充分就业，是失业率达到自然失业率水平，使得劳动力市场能够实现长期可持续繁荣的状态。
但充分就业常用的英文表述容易与完全就业（full employment）相混淆，因此美联储将就业目标表述为最大水平就业可能更为准确，本文也倾向于使用直译表达。
在货币政策层面，对最大水平就业的理解必须基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
长期来看，双重目标下的价格稳定与实现最大水平就业目标并不矛盾，但短期冲突也是难以避免的。基于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宏观经济背景，美联储在权衡双重目标时的侧重与具体做法上的差异，也就造成了最大水平就业在货币政策层面内涵的转变。
但是不难看出，从格林斯潘到伯南克、耶伦和鲍威尔，基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最大水平就业其实有着一贯的政策内涵，指的是排除了周期性因素影响的、能够与长期通胀目标相适应的自然失业率水平。
“新声明”下，当前联储更侧重于就业目标，放松了短期通胀对宽松政策的制约，最大水平就业的内涵具体可以理解为不会加速长期通胀的自然失业率水平，只是“新声明”中评估劳动力市场的决定性指标有所调整。
美联储如何评估劳动力市场？美联储基于相应时期的货币政策框架，发展了一套基于一系列广泛指标，且能够与微观调查数据相互验证的指标体系。
在“新声明”下，决定性指标是当前就业与最大水平就业的缺口。参考鲍威尔与耶伦的一系列发言推测，就业指的是非农就业人数，当前美联储参考的最大水平就业应该是疫情前（2020年2月）的非农就业水平。但美联储也强调，对最大水平就业的评估必然是不准确的、且可能调整的。
此外，美联储综合评估劳动力市场基于的一系列更广泛的指标体系还包括传统的失业率、结构性指标、薪酬指标与预期指标，覆盖了包含性别、种族、收入、家庭特征等差异性在内的新兴结构性指标，并持续通过对ADP高频数据的监测来补充官方统计数据。
在6月议息会议的发布会上，鲍威尔称 “相信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复苏是强劲的”，但仍呼吁市场保有耐心，希望看到更多数据。如何理解？
接近连续一个季度的非农就业数据显示，美联储评估劳动力市场的决定性指标“就业缺口”仍处在较高水平，但美联储综合评估劳动力市场的更广泛指标体系的其余指标均指示了劳动力市场几乎确定性的强劲复苏。
基于合理推测，决定性指标与更广泛指标体系的明显背离，可能要归因于美国当前过分慷慨的失业救济金政策。鉴于美国当局已经意识到上述问题，并采取了相应措施。如果上述推测正确，那么美联储最快在6月（大概率在三季度）就能够看到决定性指标“就业缺口”的快速修复，届时美联储可能也将会有所表示。因此鲍威尔一边表示对劳动力市场充满信心，一边呼吁市场保有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