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
中国日报北京6月28日电 2023年6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金融监管蓝皮书：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23）》。该报告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胡滨研究员主编。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经历了三轮问题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其中主要问题金融机构的特点和处置方式都存在较大差异。
第一轮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发生在1998年前后，问题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广东国际信托、中国农村发展信托等具有国资背景的信托机构和地方信用社。由于信托业自设立以来的定位不清的问题，各信托机构偏离信托主业，和地方信用社一样进行了大规模的投机行为，导致投机泡沫破灭后风险暴露。在进行处置时，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导，基本依靠行政手段，快速遏制风险传播；但是处置过程中法律缺位，以公共资金承担处置成本，债权清偿过程过于漫长，存在一些弊端。
第二轮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发生在2003年至2007年，问题金融机构主要是一些券商。早期的券商缺乏完善的内部治理，随着股票市场的结构性调整，证券业出现行业性亏损，资金链迅速断裂引发偿付危机。在进行处置时，仍以政府部门主导，综合运用了政府救助、并购重组、关闭撤销、破产清算等处理方式，辅之以金融机构参与，完善相关制度等。但是，问题金融机构处置的资金来源仍然单一，主要依赖公共资金，并且占用了大量监管资源。
第三轮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集中在2018年以来，以民营金融控股公司及其下属地方金融机构为主。一些民营资本通过违规手段成为大股东，架空公司治理体系，损害公司利益，导致金融机构倒闭和潜在的系统性风险。这次处置是我国近年来“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内容，依靠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地方政府进行处置，处置介入及时，参与处置主体多，处置资金来源多元化。处置效果上，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利益，打破了刚性兑付。
从以上三轮处置事件来看，处置能力、处置制度和法治建设都有了极大提升，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法律体系亟待完善，针对性、法规之间的衔接性都需完善；二是判定标准和判定流程有待细化，进一步细致标准可以降低沟通成本提高效率；三是处置工具的使用条件和次序尚待优化；四是公共资金使用机制仍需完善；五是地方政府在处置中的角色有待厘清。这些设计细节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