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的春天，随着一座座沉睡千年的江川李家山古墓被发掘，当文化精品“牛虎铜案”及一大批数量多、档次高的精美文物展现在世人面前时，昭示着这方热土曾是古滇国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核心区域。至今出土的4000余件珍贵文物属战国后期至东汉初期，有青铜器、金器、银器、玉石器等，是古滇国文化辉煌灿烂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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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眺李家山 沈阳 摄）
李家山：古滇国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核心区
（虫兽纹铜臂甲）
2000多年前，云南的滇池沿岸曾经有一个被称为“滇”的古老文明，她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据《史记》记载，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云南设益州郡，封滇国国王为“滇王”，并赐“滇王之印”。
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晋宁石寨山墓地中发掘出土了“滇王之印”金印及大量青铜器，揭开了古滇王国神秘面纱的一角。之后，玉溪江川李家山古墓群、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墓群等多个重要滇文化遗址的陆续考古发掘，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滇国遗物，这个沉睡了2000多年的古老王国逐渐向世人显露真容，古滇王国的光辉才重现于世。
从江川城区往北行约14公里，就到江城镇早街村背后的小山丘，山丘背靠多依山，面向星云湖，透过野牛大山丫口，依稀可见抚仙湖，这里就是李家山古墓群。
1972年春，在这里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共发掘墓葬27座，出土了大量随葬器物，其中青铜器有1000余件。在这27座墓中，出土了驰名中外的牛虎铜案、牛虎铜枕等器物。1991年12月至1992年4月，李家山古墓第二次大规模发掘，清理墓葬58座，出土青铜器近3000件。尤其是第二次发掘，出土的鼓、贮贝器、俑、编钟等铜器种类浩繁，铸造工艺高超，古滇国文化特色明显，金剑鞘、金钏、金腰带、动物形扣饰等器物熠熠生辉，精美绝伦。此次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1年，李家山古墓群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截至目前，云南各地出土了古滇国青铜器10000余件，其中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器约4000件。业内专家说，李家山出土的青铜文物只需三分之一就可建一个世界一流的青铜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樊海涛评价说：“战国、西汉时期，滇中是云南青铜文化最发达地区，以‘滇国’为核心的滇池、抚仙湖周边代表了云南青铜文化的最高峰。”足见李家山青铜器在云南乃至世界青铜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
已故青铜文化研究专家张增祺是1972年李家山古墓群第一次考古发掘的领队，他在对石寨山与李家山两地出土文物进行深入对比研究后发现：李家山是滇国时期除石寨山墓葬外，规模最大和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古墓群，其时代从战国后期一直延续到东汉初期，与石寨山墓葬属同一类型。但李家山墓地较石寨山繁荣时间早、衰落时间晚，似乎未曾间断过。这说明滇国统治者早先很可能发迹于抚仙湖、星云湖一带，后来才逐渐向滇池沿岸扩展，并将其都城设在今昆明市晋宁区晋城街道。后来西汉王朝灭滇国，于滇国都城所在地设益州郡，滇王残余势力又退回星云湖沿岸，直至中原王朝的郡县制最后取代滇王政权为止。
古滇青铜：开启滇国之门的钥匙
（鎏金鼓形器座）
云南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比中原地区要晚很多，战国末期至东汉初期是云南青铜文化发展的高峰期。滇人在充分汲取多种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用巧夺天工的冶炼、铸造技术，将社会生活的千姿百态熔铸成一件件青铜艺术杰作，从农业、畜牧业、纺织业、祭祀、葬俗等不同侧面展现了战国末期到东汉初期这一历史阶段滇国贵族的战争、生活、生产等活动。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馆长李红成认为，李家山青铜文化虽然晚出，却是中国青铜文化晚期的集大成者，是世界青铜艺术史上罕见的、不可复制的个案。
李家山69号墓出土的东汉时期的“纺织场面铜贮贝器”，高达47.5厘米，器盖上铸十人组成的纺织场面：其中6位纺织娘沿边坐成半圆圈，正在纺织劳作。一位很高大的女性贵族端坐中央，一人捧食盒跪其左侧，一人执伞跪其后方，一人跪其前方。因中央的女性外形采用了鎏金，令观者一目了然她的地位。
另一件出土于69号墓，东汉时期的“鎏金鼓形器座”，高9.5厘米，遍体鎏金。业内专家称，这是在全世界各国收藏的几百面铜鼓中，唯一的一件鎏金铜鼓，可称稀世孤品。
13号墓出土的战国时期“虫兽纹铜臂甲”，高21.7厘米，厚度不到1毫米。这是滇国贵族作战时的防护装备。这件臂甲镂刻纹路细如发丝，刻有虎、豹、鹿、猴、蜥蜴、鸡、蜈蚣、鱼、虾、蜜蜂等10多种动物。有趣的是，这些动物竟组成一条食物链。这件青铜臂甲代表了战国时期我国镂刻工艺的最高水平。
出土于68号墓的“错金银镖”，是一件同时用错金和错银特种工艺来装饰的青铜器，非常珍贵和罕见。
李红成介绍，古滇国青铜器的主要成分是铜、锡、铅，具有较高的工艺价值，其特种工艺主要有线刻工艺、金银错工艺、镶嵌工艺和鎏金工艺。合金比例和精度都达到相当高度，并采用先进的分铸、整体焊接及利于制作精度较高的失蜡法铸造工艺。这表明，古滇国的工匠们对青铜合金和特种工艺已有较准确的认识并能熟练应用。
古滇国青铜器中有没有镀锡工艺存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里的展品进行金属成分分析后认为：铜二牛扣饰、铜贮贝器、蛇形镂空器、薰炉、鎏金铜腿甲、跪鼓铜俑是镀锡工艺文物。
古代云南何以产生如此辉煌璀璨的青铜文化？主要原因是云南具备丰富坚实的物质基础。云南至今仍是我国铜、锡矿主要产区。云南产铜、锡、铅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俞元怀山出铜。”“律高西石空山出锡……出银、出铅。”“贲古北采山出锡……出银、出铅。”按《新纂云南通志·地理志》的解释，西汉俞元在今天的澄江、江川和玉溪一带；西汉律高在今天的通海一带；西汉贲古在今天的蒙自、个旧和峨山一带。
考古调查资料表明，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直至青铜时代的古文化遗迹、遗址、墓葬等在江川都有发现，它们分布于抚仙湖、星云湖湖滨周边的台地、坡地和小山上。从春秋、战国至东汉初期约500年的历史时期，江川境内大量出土的文物证明，江川的青铜文化，自始至终贯穿古滇国的建立、鼎盛和衰落的整个过程，辉煌灿烂的李家山青铜文化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代表。
南丝路：古滇国与外来文化交流传播纽带
（骑士猎鹿铜扣饰）
据史料记载，自战国起滇秦就有交集。早在公元前4世纪末的战国时期，秦国即开始经营西南边陲。秦孝文王时（公元前250年至公元前247年），李冰“凿僰道”，即由青衣沿青衣江至僰道（今四川宜宾）。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继续致力于西南边疆的开拓，开五尺道。由僰道经朱提（今云南昭通），达味县（今云南曲靖），再转到滇池（今云南晋宁），因其穿行在崇山峻岭间，仅宽五尺，故名“五尺道”。僰道与五尺道联通秦与滇，使云南与内地的交流更加紧密。
汉武帝时期，北方丝绸之路被匈奴阻隔。张骞在出使西域时得知另一条从四川经云南、缅甸到印度乃至西亚和欧洲的“蜀身毒道”，也称“南方丝绸之路”，它是一条中国古代与西亚、南亚地区连接的重要贸易通道。史称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时，曾见大夏商人从印度购入四川出产的邛杖和蜀布，就是巴蜀商贾通过云南销往印度的。
张增祺在《滇国与滇文化》一书中讲道：“西亚和南亚地区的文物早在战国到西汉初期即有流入云南省，诸如蚀花石髓珠、琉璃珠、海贝及冀虎错金银带钩等。也就是说，远在张骞出使大夏之前，缅甸、印度等地和滇国早就有了接触……”
借由“南方丝绸之路”，古滇国与外来文化有着广泛的交流和传播：
江川李家山69号墓出土的一颗蚀花石髓珠，为肉红色半透明圆柱形珠管，两端截平，大小不一，中央穿一孔，表面饰两组八道弦纹，其器形和钻孔工艺与同时出土的其他质料管状珠明显不同；李家山古墓还出土了300余公斤的随葬海贝……
李家山古墓群第二次发掘领队张新宁在《云南江川县李家山古墓群第二次发掘》报告中写道：“出土的肉红色蚀花石髓珠，原产于古代地中海沿岸；鎏金铜盒表面铸突起的颠倒交错的尖瓣纹装饰的方法也源于古代地中海沿岸。”
（祭祀场面 铜贮贝器）
69号墓出土的“祭祀场面铜贮贝器”，顶部圆片状盖子上铸有三十五人和两匹马，其中一个人物与众不同：他身着曲腰椭圆形斑纹的虎皮长袖衣，长裤有菱形纹，束腰带，右肩斜挎长剑至左腰，戴手套，脚穿前端上翘的鞋，这无疑是一个远道而来的外（国）人。精美的雕铸，述说着滇人对和平的热爱，展现了古滇国与外（国）人和睦相处的生活场景。
说起外来文化的影响，江川区文物管理所副研究员杨忠德首先想到的是李家山古墓出土的种类繁多的铜扣饰，学界称之为“动物纹”牌饰或“斯基泰式”青铜器，这些器物上大多以动物纹为题材，尤其以动物搏斗图案居多，如“一虎噬猪”“二人猎鹿”“剽牛祭祀”等，这是一种北方草原文化，流传到滇中地区后，又与当地的文化相结合，而后形成了主要见于李家山、石寨山墓葬中的青铜艺术珍品。
（中国日报云南记者站 玉溪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