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过去50年来，亚洲的经济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人口红利以及总体和平稳定的内外部环境，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健全的经济政策和有效的制度手段。通过务实改革，亚洲经济体整体上实现了持续的快速增长。未来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跨越更具挑战性，要求广大亚洲发展中国家转变增长模式，实现创新发展。
作者：庄巨忠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国际金融论坛联席首席经济学家
亚洲开发银行原副首席经济学家
尽管新冠疫情给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社会带来了破坏性影响，但这掩盖不了近半个世纪以来该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巨大成就。
上世纪60年代，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仅为330美元（以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当时的亚洲，贫困是普遍现象，难以养活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瑞典经济学家纲纳·缪尔达尔在其1968年出版的《亚洲的戏剧》一书中，将亚洲描绘为“经济停滞之地”，指出这里发展和赶超的前景渺茫。
然而，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亚洲的发展远远超出了缪尔达尔当时的想象。亚洲现在已经是全球制造业的中心，拥有多样化的出口产品、不断增长的创新能力、蓬勃发展的城市，以及不断壮大的熟练劳动力和中产阶级。2021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已达到5500美元（按不变价美元计算)，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近17倍，而同期全球人均GDP仅增长了两倍。无论是在经济增长、结构转型、减贫还是改善健康和教育方面，亚洲在通往繁荣的道路上取得了远超预期的成就，尽管各国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
那么，究竟是什么促成了亚洲的崛起？
半个世纪以来，虽然有少数国家遭受战乱之苦，但亚洲总体保持了和平与稳定。而这带来了亚洲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上升，即“人口红利”。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为亚洲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使该地区从技术进步和全球化进程中受益匪浅。此外，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收敛”过程（即由于发达程度较低的经济体通常发展速度较快，因此各经济体的发展水平最终趋向于接近的过程）也提供了快速增长的机会。
然而，仅靠和平稳定、人口红利和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不一定能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亚洲开发银行最近出版的《亚洲繁荣之路：50年政策、市场和科技发展的回顾》一书指出，过去50年亚洲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健全的经济政策和有效的制度手段。
该书认为，亚洲成功的背后，还包括务实的政策改革实施方案、从自身和其他国家的成败中汲取经验教训的能力，由目光长远的领导人倡导并得到全社会支持的明确发展目标，以及高效官僚机构支持的强大执行能力。
尽管各国在政策组合和实施时间上有所不同，在发展的过程中偶尔也会出现挫折和反复，但成功的亚洲经济体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采取了助力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依靠市场机制和私营企业驱动增长，同时通过政府干预积极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推动制造业发展，同时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发展服务业；鼓励国内储蓄和资本积累；支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构建人力资本；执行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投资基础设施；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社会包容和性别平等；积极同发展伙伴开展交流，促进区域合作。
一些学者指出，亚洲的发展成就和所谓的“发展型政府模式”有关，认为亚洲地区的经济繁荣应归功于政府干预。然而回顾过去半个世纪亚洲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到，许多经济体的起飞与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密不可分，无论是60年代的“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还是70年代的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抑或是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越南和印度，都是如此。当这些经济体的发展模式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驱动时，当地经济增长便开始加速。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亚洲国家采取了更为循序渐进和务实的改革措施，先进行小范围试点，而后全面推广，在确定具体的改革措施先后顺序方面也很慎重。例如，亚洲经济体普遍认识到，资本账户自由化应以国内金融部门的充分发展为前提。亚洲金融危机让地区遭受重创，但各国吸取了教训，在危机之后力行改革。
许多亚洲国家利用面向特定产业或企业的针对性产业政策，包括关税、补贴、信贷优惠等，来促进本国的工业化。这些政策一直备受争议，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更是备受指责，因为这些政策被视为酿成本次危机的根源之一。但实际情况是，在许多表现良好的亚洲经济体中，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在促进新兴产业和非传统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只是这些政策并不是总能成功。
许多人认为，如果执行不当，针对性的产业政策会带来权力寻租、不公平竞争和运行低效等问题。但是，如果这些产业政策执行恰当，如以绩效为导向，促进公平竞争，且具备明确的政策目标和透明的运行规范，则它们就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许多人还认为，随着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的提高，其产业政策应该更多地支持不会明显导致市场扭曲的创新。
今天，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还只有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的15%。亚洲要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就必须坚持推进政策和制度建设，继续努力消除贫困，缩小收入差距，促进性别平等，加强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加大在医疗、教育、电力、安全饮用水等领域的投入。目前最紧迫的是，亚洲国家应与世界其他地区共同努力，让已肆虐近3年，并在个人、社会和经济层面都带来巨大痛苦的新冠疫情早日终结。
50年前，大多数亚洲人口生活在低收入国家；今天，超过95%的亚洲人口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而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发展则更具挑战性。以拉丁美洲为例，许多国家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在过去50年里，亚洲只有“四小龙”等少数几个经济体成功地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
要实现这样的跨越，需要各国转变发展模式，从资源驱动型经济转变为创新驱动型经济。而这意味着各国要在人力资本、研发、促进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加大投资。
有人预测，到2050年，亚洲将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并将21世纪称为“亚洲世纪”。这确实令人欢欣振奋，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亚洲各国仍需克服许多障碍，决不能骄傲自满。
本文原标题为："Reform key to Asia"s success"
责编 | 宋平 刘夏
编辑 | 张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