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3月22日电 美国有线新闻网发表了政治分析师朱莉安·泽利泽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美国的力量源于全球盟友，而前总统特朗普代表极右势力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已是穷途末路。
新冠疫情和俄乌军事冲突的双重冲击，暴露了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所谓的“美国优先”政策的陷阱。“美国优先”政策的前提是，在与盟友的合作中，美国的贡献大于回报。
新冠疫情证明，在人员全球性流动的时代，对付这种破坏性病毒的唯一办法是各国协调合作，而分享重要的病毒研究成果，与病例或变异毒种有关的信息，以及跨国疫苗分配等，都对于抗击疫情至关重要。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美国与盟友步调一致，对俄罗斯施以经济重压，并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袭击与乌克兰接壤的任何一个北约成员国都会引发其他成员国的激烈回应，这仍然是遏制俄罗斯领土扩张野心的重要因素。
今天，支持杜鲁门总统在冷战初期倡导的国际观的情势再次出现。当然，与其说这是支持增加军费开支或美军全球范围内打击共产主义的扩张，不如说是支持国际联友是美国外交和军事胜利的关键。
在获得美国国内两党人士支持的情况下，杜鲁门得以推行他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1945年10月，联合国成立，致力于实现和平、增强全球合作，而美国成为主要成员国。
杜鲁门政府还花大力气成立了拥有一流外交官的政府部门，他们可以提供专家意见和国际政策评估。在1949年，美国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杜鲁门希望该联盟能够“建立一个抵御侵略的屏风”。
自由国际主义为处理海外威胁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模式。政治学家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有句名言:美国通过努力打造稳定、合作的国际机构，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实力，这些机构以对所有成员国都有利的方式，限制了参与者(包括美国自己)的权力。
自由国际主义当然远非完美。毕竟，正是在这种方式下，美国走上了灾难性的越战之路。但是，越战并没有完全抹杀掉杜鲁门主义的优点。在很多方面，约翰逊统最大的失败在于他忽视了这一战略的关键要素，例如，拒绝法国总统戴高乐提出的谈判解决建议，转而支持军国主义。
数十年来，杜鲁门主义不断的受到攻击。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右翼极端主义者抨击国际机构为自由派阴谋，会损害美国实力。阴谋论派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的创始人罗伯特·韦尔奇曾声称北约是一个共产主义 “骗局”。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保守派对北约的批评越来越多，他们声称其他国家利用美国，迫使它承担过多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一些自由派认为，在冷战结束后，北约的扩张对俄罗斯是一种挑衅）。在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表示了对美国的强烈支持，2003年，美国总统小布什不顾主要盟国的反对，决定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布什还驳斥了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和《京都协定书》等国际协议，称它们是对美国政策制定者不必要的限制。
随后，特朗普重提“美国优先”的极右主义观点，直接将其纳入了共和党主流价值观，这其中包括不断批评北约，与普京等领导人保持友好关系。特朗普在2018年的一次峰会前发推文称:“美国在北约的支出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能容忍的。”当然，有一些左翼人士也对这些机构进行了攻击，他们认为这些机构支持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
但是，过去几年的经历提醒美国，单打独斗的代价是巨大的。不与盟友合作往往会使美国变得更加虚弱，缺少关键资源，遏制危害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
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记住，像北约这样的联盟力量比各成员国各自的实力加在一起要强大。国际事务中一向如此，如今因为各国面临众多跨国威胁，就显得更为紧迫。
（编译：阿依森 编辑：王旭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