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门教自清初从山东传入直隶，在直隶地区流传长达200余年，为河北下层民众的主要宗教信仰之一。该文利用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所藏高阳碑刻拓片中的《前清硕德王君起发（建业）暨德配张氏墓志》和《王建业墓碑记》等资料，发现王建业为高阳一方天地门教教首，他利用行医为手段传教，徒众遍及高阳数村，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其宗教活动中既有圣会、坛场等传教形式，也有殿堂、道房等公开建筑场地，绝非像濮文起先生所云仅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其妻子、外孙和孙子也为天地门教徒。因此，王建业家族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天地门教世家，对于研究清季民初河北乃至中国北方天地门教的传播具有一定的典型个案意义。
作者简介
冯金忠，历史学博士，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学刊杂志社副总编、研究员。
民间宗教，又称秘密宗教、民间秘密宗教、教门、道门等，是相对于佛教、道教等正统宗教而言，为流传于下层社会的各种民间宗教教派的总称。“从宗教学意义上而言，民间宗教也可以说是与儒、释、道三教并列的中国第四大宗教；从发生学意义上说，民间宗教又是位列儒教之后的中国第二大宗教”。但在中国历史上，民间宗教长期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异端而处于被禁止、镇压和取缔的地位，大多数时期处于地下秘密状态，但在民间社会却为广大民众所崇奉、信仰，并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深刻影响着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等，在民间的渗透程度及其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甚至远迈于佛教、道教等正统宗教。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了解民间宗教，就不会真正了解中国民间社会。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勃兴，长期以来被学界视为禁区的民间宗教研究也开始受到重视，涌现出了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濮文起《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民间宗教与结社》《秘密教门：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溯源》，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等一系列专著，论文更是不遑统计，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将民间宗教与封建迷信、封建会道门等混同的误区，对民间宗教的性质、作用等的认识逐渐趋于客观和公正，从而大大推进了民间宗教的研究。
河北是中国民间宗教的发祥地之一，许多对全国影响巨大的民间宗教教派，均发轫于河北而后才流布全国，如东汉末年的太平道，南北朝时期的大乘教，明清时代的无为教、黄天教、东大乘教、西大乘教、弘阳教、在理教等。与此同时，河北又是中国民间宗教的盛行地之一，许多在其他省份产生的民间宗教教派，一旦进入河北以后，便立即扎根于民众之中，呈现出枝繁叶茂的繁盛景况。天地门教便是其中一个重要教派，它自清初从山东传入直隶，流传长达二百余年，成为直隶下层民众的主要宗教信仰之一。对于天地门教的研究资料，除了宝卷、档案、方志等资料外，碑刻资料也不容忽视，是一座亟待开发的富矿。
民国《高阳县志》卷二《宗教》所列宗教种类，包括释教、回教、耶教、天主教、道教，而将民间宗教统归于“邪教”，并称“如同善社坐功门、金丹道、圣贤道等，无知乡民入者不少，其人数无法统计”。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所藏高阳县碑刻拓片编号195有一方《前清硕德王君起发（建业）暨德配张氏墓志》。此碑名曰“墓志”，实为墓碑。明清之后，墓志和墓碑的概念已趋于混淆，在民间将墓碑误称为“墓志”者不胜枚举，此碑亦然。该碑原位于高阳县左家庄村，该村在高阳县正西十七里，刻立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现碑已佚。其碑阳拓片长66厘米，宽30厘米，凡4行；碑阴拓片长122厘米，宽45厘米，凡13行，满行39字。高志周撰文，楷书。墓主王建业，字起发，此墓为其与妻张氏的合葬墓。王建业卒于民国三年（1914年）十二月，享年80岁，以此推算，他当生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虽然他卒于民国三年，但时值民国肇建，其人生大部分时间均在清代，故碑刻首题仍曰“前清”。此碑由其外孙和外曾孙所立，距其去世已达15年，主要记述了王建业的生平、事迹，特别是王建业父子二人信仰并设坛传播天地门教，对于了解清末民初天地门教在高阳县乃至中国北方的传播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为了研究方便，现依照拓片的行款格式移录如下：
碑阳：
前清硕德王君起发暨德配张氏墓志/
王君讳建业，字起发，天性刚直，见义勇为，凡乡党相争、家庭起变者，辄竭力挑解，必各释嫌疑，言归旧/好而后已。迨光绪十八年，忽逢大饥，乡人困乏，呼龥无门。君或典衣服以给资，或出地契以贷粮，其轻/财重义，爱人如己有如此。而又笃信天道，尝往来杓峪山及郎家庄村，参拜董、郎二君，纯心受教。嗣后，/心有所得，亦于伊村建设道，每逢男女各会期，殷勤宣道，终无倦容。由是遐迩向化，其中改过迁善，藉/疗病躯者，纷然不绝。噫！如君者，可谓好善乐施，有教无类矣。其德配张氏，出闲贞静，善是翁姑，治家有/法，教子有方。生子男一：善宝，尊父遗传，亦设坛教。受女四：长适北路台村于姓；次适郭家村王姓；三女/及四女，一适路台营村白姓，一适城内梁姓。孙男一：进辰，服劳家务。曾孙四：亮、林、猪、狗。君于民国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卒，春秋有八十。德配张氏于民国九年九月初二日卒，春秋有九十。及葬后，其外孙于/春山、白玉山等恐外祖父母之德日久湮没，欲勒诸石，以垂后世，因乞文于余。余才学固陋，反复辞之，/至不得已，遂书此以遗之。/
高阳县文庠生 高志周撰文/
中华民国十八年岁次己巳仲夏谷旦立。
碑阴：
外孙男：北路台村于春山，高阳城内梁桢材、路台营村白玉山；外曾孙：苇园屯 石台 敬立。
碑阳第2、3行主要彰扬王建业见义勇为、轻财重义、爱人如己的品行。其中未涉及其世系，特别是其父、祖姓名也未提及，这在墓碑中较为少见。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所藏高阳县碑刻拓片中编号114有一通《王炳墓碑记》（民国三年），墓主王炳正是王建业之父。其中碑阳云“奉祀男建功、建业”，也就是说，王建业还有一个兄长建功，其墓碑见该拓片编号136。与一般墓碑不同的是，《王炳墓碑记》中对墓主王炳的事迹几乎全未提及，而用大部分笔墨极力铺陈其子“起公”的德行功业：
盖闻孝莫大于显亲，功莫博于济众。 起公以乡曲布衣，而道术湛深，兼能推其博爱之诚，以谋地方乐利之福。因灾请赈，舍田办/公，举凡官家之徭役、乡间之疾苦，罔不以一身捍卫之。有士大夫所不能为者，公独毅然行之，数十年而不惓，故受其惠者，虽妇/孺咸感颂焉。兹公为其/先德炳翁先生建石显扬，以伸孝思，因附记数言于碑阴，聊以表扬公之济众公德于万一云尔。是为记。
仅根据此碑刻内容，“起公”不明所指，但联系到本文所探讨的《前清硕德王君起发暨德配张氏墓志》（民国十八年），其中云王建业，字起发，则“起公”系指王建业。值得注意的是，该碑第4行言王建业，“而又笃信天道，尝往来杓峪山及郎家庄村，参拜董郎二君，纯心受教”，这对于判定王建业宗教信仰所属派别至为关键。
碑文称王建业“笃信天道”，“天道”指天地门教，其创立者是董计升。董计升，字四海，创教后号明扬，山东商河县（今山东惠民县）人。有学者考证，董计升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死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八月，享年仅31岁。但濮文起先生根据董计升故里董家林村一通墓碑考证指出，董计升实际当生于万历四十七年正月，卒于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四日，享年72岁。顺治七年（1650年），他自创教派，名曰“天地门教”。
天地门教，又称天门教、一炷香教、天门一炷香教、天门香道、如意门教、一炷香五荤道、人天道、子午道、悟化道、长生道、阴天道、半截香教、天爷香教、顺天教、金丹如意道等，名称十分繁杂。由于天地门教在传播中不断分化变异，并与离卦教、西大乘教等融合，故又称为“一炷香离卦教”等。从王建业碑可知，天地门教在民间也被称为“天道”。
杓峪山，又名少玉山，位于今山东省章丘市绣惠镇境内，属山东省长白山脉。董计升自顺治七年（1650年）创教，未满一载便开始传教收徒，其弟子有邻村李家庄的李修（秀）真，惠民县的刘须武、张希（锡）玉、杨念斋，庆云县的马开山、马魁元、石龙池、黄少业、徐庆斋、顾名（铭）心（馨）等。清康熙四年(1665年)，他选定距其故里董家林60公里杓峪山作为传教基地，其十大弟子也随之上山伴师学道。正如《如意宝卷》所云：“老师意满观山林，中阳（央）圣地确定准；随即带人把山上，少玉山上安下身；修盖道房伙房立，助力帮忙军与民。”“少玉山”，即杓峪山。在天门教中，董计升的坟茔所在地董家林和杓峪山、上方井等修炼传道之处，均被其教信徒奉为圣地。朝拜圣地是天地门教教徒重要的修行活动。
郎家庄，具体地望不详，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河北保定曲阳以及清苑等地均有称为郎家庄的村庄。王建业到杓峪山和郎家庄参拜，碑文中将郎家庄与杓峪山并称，可知郎家庄也当是清代天地门教一处圣地。据天地门教经卷《老祖修身十三处》所载董计升宗教生涯中曾到过山东境内的13个地方传教收徒，十三处即：一处杓峪山、二处禹王庙、三处托王山、四处古城、五处禹城、六处北塔、七处上北滩、八处鲁家庄、九处丁家庄、十处车镇、十一处蔡家庄、十二处甘草庄、十三处上方井。其中并无郎家庄。当然，由于天地门教在发展中长期处于地下，出于保密和安全起见，此郎家庄也不排除是虚拟的地名。董计升主张教内平等，教内没有形成森严的等级制，其生前与死后被称为董老师或董老师傅，较少偶像崇拜色彩。在他的影响下，各支传人均称当家师傅，信众之间互称师傅或道亲、道友。郎家庄当是天地门教中一位传教老师（或称师傅）的居住地。
“董郎二君”，“董”系指董计升的后嗣，而郎君，系指郎家庄的郎老师（师傅），姓名不详，待考。王建业前往杓峪山“纯心受教”的时间不详，但从上下文来看，当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之后。如果此推断成立的话，此时他已58岁。由于董计升卒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光绪十八年距董计升去世已二百余年，故王建业参拜的“董君”应是董计升的神像，或者为其后嗣，自不待言。董计升出于传教的需要，很重视发展徒众。他在杓峪山收了八个徒弟，称为“林传八支”；后在上岩井（又称“上方井”）雪山寺修炼时，又收了八个徒弟，号称“山传八支”。他按照“九宫八卦”的形式，建立其组织体系，自任九宫教首，派遣众弟子以众卦方位下山传道。董计升生前反对教权世袭，规定天地门教传贤不传子，没有在教内实行教权世袭制，临终前传位于弟子顾明心。顾明心死后，天地门教不再设九宫教主，八支虽互不统属、各自发展，但各支传人仍恪守祖训，传贤不传子。此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但另一方面，天地门教董氏家族中也存在着教内传承。据《排头记》（即教内谱系）载，至道光十六年（1836年）时，董计升后人已传教七代。其五世孙董志道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因“习教被获究办”，七世孙董坦（即董坛）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亦因习教被拘审讯，旋即死于狱中。以此来看，碑文中杓峪山的“董君”当为董计升后嗣，唯世系和姓名不可考。
在前往杓峪山及郎家庄村，参拜董、郎二君后，王建业便开始在本村设坛传教，完成了由一个普通信众到一方教首的转变。碑文称：“嗣后心有所得，亦于伊村建设道，每逢男女各会期，殷勤宣道，终无倦容。”这对于了解高阳当地天地门教的传播方式提供了重要资料。
董计升之众弟子领受师命，八方传道，其中高阳所在的保定地区是“山传八支”之一的徐明扬传教之地。而领授乾卦，前往沧州传教的马开山在众弟子中最有影响，传教效果也最为显著，他也仿效其师董计升的做法，收了八个弟子，其中李龙江负责沧州西南部的传教任务。据濮文起先生研究，沧州地区天地门教活动主要有五种：朝拜圣地；举办圣会；烧香磕头；念经派功；养生送死。他将保定和衡水地区与沧州地区相比较，指出保定地区与衡水地区景县周边的天地门教组织，既不举办各种形式的圣会，也不公开建筑殿堂、道房，而是严格按照徐明扬和谭西堂所立规矩，平时以一家一户为活动单位，有事则会聚一起，因而不像沧州一带的天地门教组织那样引人注目。但从王建业碑文来看，并非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王建业“亦于伊村建设道，每逢男女各会期，殷勤宣道，终无倦容”。“建设道”，即建立坛场，王建业利用“会期”向民众传道，已突破了一家一户家庭信奉之范围。而且其子王善宝在家庭的熏陶下，也为天地门教教徒，“尊父遗传，亦设坛教”，亦利用了坛场这种传播形式。“坛教”与沧州地区的“圣会”，名异而实同。
另外，在高阳拓片藏品中，关于王建业的碑刻除了此碑外，还有一通编号为198的《王建业墓碑记》，刻立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两碑时间相差仅一年，不知何故又加以重立。编号为198的《王建业墓碑记》碑阳内容甚简，仅书写立碑人姓名，而碑阴列有七十余个村庄名称：
高阳城里、城里二众，东街二众，西街二众，北圈头、北路台、路台营又二众，北边吴、季朗、北关郭江、延福、赵官佐二众，赵官佐、／北蔡口、赵通、岳家左、西陶口、西河屯、西河、季朗二众，保驾佐、东田果庄、西田果庄又二众，柳滩二众，雍城、邢家南二众，／史邨、尹家左、边邨、赵家庄、辛中驿、田村、王炭、王家庄、贺家庄、旧城、南龙化、梅果庄、李果庄又二众，／佐家庄、板桥、营头、杨家桥、白家疃、林家、南恒道、北蒲口、南蒲口、东王草庄、北马二众，南沙窝、东边渡口、培里、／耿家庄、梁家庄、胡家桥、岩庄、北于八、南于八、东石桥、史家左、斗洼、后铺上、北郭丹又二众，于留左、阮家庄、／辛留左、雷家庄、邢果庄、边渡口、李家桥、留祥左、王秀兰／众徒公立
值得注意的是，碑阴末云为以上均为王建业之“徒众”，说明王建业的徒众遍及以上村庄，反映了当时天地门教在高阳巨大的影响力。前揭编号114的王建业之父《王炳墓碑记》中云“邑人小徒李桂元书丹并篆额”。所谓“小徒”，当系指王建业之徒，显然李桂元也是天地门教徒。该碑下端为题名，包括高阳城内外村庄五十余个，村民共计二百余人，这些人也当与王建业有关，不排除也是其徒众。
另，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所藏高阳拓片编号217有一方《张殿云妻宫氏碑记》（民国二十一年），原碑位于高阳县旧城村。碑主宫氏，高阳石家囗人 。她在丧夫之后，“继身入三宝佛门，清心靖养，沐浴参禅。受蠡吾大团丁王老恩师真传”。“蠡吾”，旧属高阳；“大团丁”，村名，在河北省蠡县东，接高阳县界，为高阳、肃宁二县往来孔道。故“蠡吾大团丁王老恩师”中“王老恩师”，有可能即指王建业。如果推测成立，这位宫氏也当为天地门教徒。碑中又云她：“又恐心迹难明，将自己庄基舍在佛堂，作林开佛所，俾众徒有所归宿，无他歧焉。我师一片婆心，有他人所不及万一者。迭经西域寺方丈命，委第一代功德主。”她将自己住宅舍作佛堂，“作林开佛所”，使众教徒有所归宿。这佛堂无论如何也属于公开殿堂、道房之类。
综合以上可知，高阳的天地门教宗教活动既有圣会、坛场等传教形式，也有殿堂、道房等公开建筑，绝非像濮文起先生所云仅以一家一户为单位。濮文起先生之所以得出那样的结论，主要还是受所见到的材料所囿，在没有广泛占有保定地区资料的情况下，而夸大了保定、衡水地区与沧州地区天地门教传播的差异性。而这也从反面证明了王建业碑刻的价值。
在中国古代，受制于较落后的医疗条件，特别是广大百姓在温饱也难以满足的条件下，许多人根本没有能力延医治病。在这种条件下，佛教、道教等宗教往往以治病作为传教和招徕信众的幌子，民间宗教亦然。例如，东汉末张角创立太平道，其开始就是为人治病，从而拥有了大量信众。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古代不胜枚举。
董计升创教之初的思想来源是道教，但其后儒家思想和佛教南禅思想则在天地门教的教义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宗旨是“劝人为善行好”“替天推行孔子教”。同时指出“不戒斋，可吃荤”“不戒口，全戒心”，因其修行方式简单易行，甚至不必戒荤吃素，故在民间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另外，该教派自创立时起，便无偿为贫苦民众“派功”治病，故被下层民众和一些封建官吏称为“穷人的宗教”。《如意宝卷》反复演述“烧香磕头，百病消除”的思想，宣扬通过烧香磕头的手段，从而达到“香到病退风推云”的目的。例如，董计升在杓峪山，“感动愚迷求香火，往来云集求师尊；每日求香人无数，此起彼来满山林”。该教当家师傅为人看病，称为“批苦”，又称“找苦”，亦称“平苦”，即先由当家师傅帮助病人找出病因，再由当家师傅指派功夫，以烧香磕头的方法医治。用现代科学进行分析，以上手段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治疗，外加用磕头办法，助人恢复身体健康。应该说，在天地门教中，烧香磕头和治病二者，是两位一体的关系，烧香磕头是手段，治病才是目的。王建业碑文中即称王建业布道传教，“其中改过迁善，藉疗病躯者，纷然不绝”。还比如，上揭《张殿云妻宫氏碑记》（民国二十一年）称宫氏，“教授诸弟子以治疗之术、拯救之方”，也是采取了以治病为传教手段。
天地门教自创教起，就主张夫妻双修，故该教内有不少女信众。为此董计升设立了女当家，称金传二支，俗称二当家、二师傅，其地位与男当家相同。董计升之妻王氏为金传二支之首。在王建业碑中，碑文中言其子善宝“尊父遗传，亦设坛教”，明确言其子王善宝为天地门教教徒；其妻张氏，“出闲贞静，善是翁姑，治家有法，教子有方”，似乎其子善宝除了受到父亲王建业的影响外，也深受母亲的影响。由此言之，其妻张氏也疑为天地门教徒。
在中国历史上，诸民间宗教大多被统治阶级所压制打击，一般处于地下状态，秘密发展会众。清光绪年间，在理教可以堂而皇之传教，成为有清一代民间宗教中唯一受此殊荣的教派。前面已提到，王建业碑由其孙和外孙所立，碑文中并不讳言天地门教，对王建业修行及传播天地门教之事不仅未刻意回避、三缄其口，反而多有褒词，这说明民国初天地门教可能已解禁，活动趋于公开。同时也说明，其外孙和孙子可能也为天地门教徒。因此，王建业家族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天地门教家庭，这对于研究中国北方天地门教的传播具有一定的典型个案意义。
注：此文载《社会科学论坛》2022年第5期第199-206页。如果需要了解更多，欢迎查阅《社会科学论坛》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