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还没有揭开最后悬念的帷幕。
充斥身边的那些“谁铁定会当选？”“谁当选会对中国更友好？”的不休争论也许已经让你感到有些厌烦。但无论谁会当选，恰如本文记者看到的，身边的朋友无一例外地对一点达成了空前的共识：选前信誓旦旦的一众主流民调，这一次又“翻车”啦！
四年之前，特朗普在美国各家民调“看衰”的情况下奇迹般地逆转希拉里，已经让不少人对传统的统计学方法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四年之后，主流民调对拜登的看好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大选前三天的综合民调，拜登在全国层面依旧领先特朗普大约8个百分点，在摇摆州领先大约3个百分点。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如果民调准确，拜登将超越1996年的比尔·克林顿，成为35年来在大选中取得最具压倒性胜利的总统。另有媒体报道则称今年大选的民调在多方面做出了调整，足以避免重蹈四年前的覆辙。
选前综合民调显示拜登领先特朗普8.4%。
然而无须赘言的是，今年焦灼、起伏的大选过程已经让各方民调沦为笑柄。即使不论全国层面，在一些关键州的预测上，民调也与实际结果产生了超过5%的偏差。比如选前民调显示拜登很有机会拿下得克萨斯州（实际上，特朗普获得了52%的选票，拜登46%），俄亥俄州将会是一场旗鼓相当的较量（实际上，特朗普获得了53%的选票，拜登45%）。
除了传统的民调，另一些预测机构根据民调的加权、数学建模等方式作出预测。例如，《经济学人》杂志预测拜登当选概率达到97%，著名数据分析网站FiveThirtyEight预测拜登达到接近90%的获胜概率。这些机构都预测拜登将会轻松地获得一场大胜，这与我们的观感以及实际结果都有不小的差距。
《经济学人》杂志的大选预测拜登当选概率达到97%，预计拜登可以获得356张选举人票，相对于特朗普的182张
FiveThirtyEight网站的选举预测，拜登有89%概率当选
美国大选的民调总是失准，究竟错在了哪里？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还可以相信各式各样的选举预测呢？大选之后，美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结构是否会发生变化？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执教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包刚升。包刚升多年以来一直从事政治理论与比较政治研究。在去年7月底至今年3月中旬，包刚升恰好在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对美国社会和竞选活动有着比较近距离的观察。10月23日，包刚升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上认为，主流民调高估了拜登的胜势，很大部分地原因在于，许多特朗普支持者在美国当下舆论环境中隐藏了政治立场。
采写丨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
包刚升，执教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2年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政治理论与比较政治。学术作品《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曾获“《新京报》2014年度社科书”
01、民调为什么总是不“靠谱”？
“通过民调来预测政治选举的结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
新京报：主流民调在美国大选前一直看好拜登将会轻松获胜，这与我们的观感和实际结果产生了较大的出入，不免让我们想起四年前特朗普大败民调的场面。结合这两次美国大选情况，为什么民调再次失准了呢？使用民调来预测政治选举，在技术上会遇到哪些困难？
包刚升：美国大选前两周（10月23日），我在复旦大学做了一场关于美国大选的演讲。当时我做出了一个判断，即主流民调极大地高估了拜登的优势。现在看来，这个判断还是成立的。即便拜登最终赢了大选，主流民调仍然输了。甚至，即便拜登赢得剩下所有摇摆州的选票而获得一场大胜，主流民调对选举过程的预测仍然是错误的。
总的来说，通过民调来预测政治选举的结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现在很多机构都在从事各式各样的民调，比如针对一个新产品的民调，或者是一般的政治态度的民调，但往往并不会出现一个结果，能够立即检验民调的准确性。所以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会很快能够得知一份民调正确与否。而美国大选或其他政治选举的民调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我们很快能知道选举结果，因此民调的准确性是能够很快被检验的。
在技术层面，针对美国大选的民调会遇到三个问题。首先是抽样技术的问题。通常民调只有800~3000个样本，却要准确地评估大约1.3亿~1.5亿参与投票的选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如何让选取的样本跟整体比较一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一些专家在分析主流民调后发现， “铁锈地带”没有大学学历的选民样本显著偏少，这是当年民调机构犯下的一个重大失误。
今年大选民调遇到的另一个困难在于，大量的特朗普支持者会隐藏政治立场。支持特朗普的一部分选民不愿意参与媒体的讨论和相关机构的调查。在美国，除了少数几家保守派意义上的媒体，大多数主流的电视和平面媒体都是批评特朗普的。面对这样的外部舆论环境，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就更倾向于隐藏自己的政治立场，这部分选民的比例究竟有多大？民调机构很难充分把握。
第二个是投票率的问题。这里的投票率不是指一般的投票率，而是要考虑，投票率在不同选民群体中的分布是否均衡。换句话说，即便民调的抽样是准确的，但是特朗普支持者和拜登支持者的投票率可能是不同的。如果特朗普支持者相比拜登的支持者更愿意去投票，这就会更有利于特朗普的选情。如果这场选战非常焦灼，不同选民的一两个投票点的变化，就可能会影响整场选举的结果。
第三个问题涉及美国选举人团制度下的计票规则。按理说，民调在统计技术上会用加权的方法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但实际操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美国有50个州，很多民调只有一两千个样本，分布到每个州的样本是非常少的。在选举人团的制度下， 1%选票的高低可能决定了这个州所有选票的归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很难寻找到一个恰当的加权规则。
选举人团制度也带来了另一个技术性问题。我们知道加州是全美人口最多的州，同时也是选举人票最多的州，拥有55张选举人票。在上次选举中，希拉里在加州多赢了400多万票，这次拜登多赢了380多万票。如果最终的投票人数在1.4亿到1.5亿，我们会发现这380万张选票在全国层面上相当于2.5%的优势。我把它称为民主党的“冗余选票”。
这380万张“冗余选票”不能给拜登带来更多的优势，因为按照选举人团制度，他只需比特朗普在加州多拿一张选票，就可全部获得加州的55张选举人票。而这对于民调机构来说很棘手，很难找到恰当的加权方式。
换言之，民主党候选人的公众投票，如果不领先共和党候选人2%左右，就很难赢得选举。因为光是加州这一个选区的选票就有2.5%的优势，而其他州的人口规模和差距也没有那么大。所以一个基本判断是，民主党需要在公众投票上领先2%以上，才能比较有把握地赢得选举。
“到今天为止，选举人团制度已经变成了一套计票规则非常特殊的直接选举制度。”（图为纪录片《投票选举解密》画面）
新京报：这些年来，即使在美国国内，关于选举人团制度是否合理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上次选举中也出现了希拉里获得了更多选票，却输了选举的“悖论”。选举人团制度的利弊在哪里？近日有媒体报道，接近七成的受访选民更愿意全民直选的方式来代替选举人团制度。你觉得在不久的将来，美国修改或替换选举制度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包刚升：首先要纠正一个信息，你提到的“七成选民反对选举人团制度”，也属于我们之前所说的民调。这个数据是否准确，我们需要核实，我觉得这背后可能更多地代表了民主党的立场。当然，就目前为止，选举人团制度在美国的确遭到相当多的批评。我们一般认为，所谓民主投票的规则就是“一人一票，票票等值”，但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并非如此，这就成了民主投票中的悖论。
1787年，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在设计总统选举制度的时候产生了一种担心：如果让公众直接投票，可能会产生民粹领袖。所谓民粹领袖，就是通过种种煽动性的政治承诺，调动民众情绪，让他们失去判断力，最终达到控制国家权力的目的。美国开国之父们就设计出一种精英的过滤装置来实现平衡，也就是后来的选举人团制度。
严格来说，这套制度在建立之初是一套间接的选举制度，但到今天为止，选举人团制度已经变成了一套计票规则非常特殊的直接选举制度。在早期，美国人民投票选出选举人团，选举人团可以独立地决定投票支持哪位候选人当选，而且每个州的选举办法也不相同。后来，美国政治制度演化得越来越民主，加上宪法修正案等，就把选举人团确定为一种计票规则，每个州的选举人团的选举人，只能根据州的公众投票结果来决定他的政治立场，也就是现在常说的“胜者全拿”。
但这种计票规则也就导致了一个政治家有可能赢得更高的公众投票比例，却最后输掉了选举，因此常被不少人诟病。另一些人则从其他角度给这套制度提供辩护。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的含义既是人民的联合，也是各州的联合。因此在总统选举中，各个州先决定自己的立场，再把所有州的立场加总，来决定总统的归属。这种说法也有逻辑上合理的地方。
如果要修改这套制度，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直接取消或修改这种制度，这就涉及美国的宪法规则。美国宪法具有很强的“保守主义基因”，维持现状远远要比改变现状更容易，必须要有非常巨大的动力才可能推动修宪。第二种方法是，在全国层面保留选举人团制度，各州修改自己的选举制度，比如按照某种比例代表制来分配它的选举人票。但如果这样做，很多摇摆州在全国选举政治中的地位就会被弱化，因此这些州都不愿意主动修改。所以尽管大家都在批评这个制度，我估计在可预见的将来选举人团制度还会持续下去。
小贴士
美国大选的“游戏规则”
美国大选并不是选民一人一票直接选出总统，而是由50个大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这51个“选举人团”投票选出。选举人团一共有538张选票，谁能获得半数以上，即超过270张就当选为总统。这538张选票就是各个州手里的票，叫作“选举人票”。在51个地区之中，除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是根据选民投票的比例效应来分配选举人票以外，其他48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谁赢得该地区选民票最多，谁就可以囊获该州的所有选举人票，这就是所谓的“赢者全拿”制度。
新京报：你刚才谈及了大选民调在技术层面遭遇的困境。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主流媒体一边倒地看好拜登，这种舆论造势对民调的偏离是否也有推波助澜的影响呢？在之前的讲座中，你提到美国媒体过于左翼化的倾向，这会如何影响选民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呢？
包刚升：根据我在美国的近距离观察，我发现美国媒体的“自由化”或者说左翼化的倾向正在进行一个自我加强的过程，我称之为“观念的内循环”。主流媒体、一流高校的教授和部分社会成员构成了一个社会网络，大家生活在其中，彼此只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而对外面“保守”的阵营浑然不觉，或是持一种简单的批评态度。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自我强化这些观念，越来越偏离美国选民政治态度的总体分布。我有一个猜想，从事民调的具体工作人员，他所接触的社会群体有不少是“观念内循环”的社会群体。我们知道，人总是有更多的机会跟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而这最终呈现在民调中，结果的偏离就会非常大。
“未来不同于今天，未来也不同于我们今天对未来的预测。”（图为《美国往事》剧照）
新京报：除了传统的民调，在这次大选中我们也看到了其他形式的预测手段和替代性指标，比如数据库建模、股指期货、博彩网站的赔率、义乌指数等。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这些形形色色的选举预测？
包刚升：我不是民调专家，也不是数据研究专家，但就如你所说的选举预测大概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就是我们常见的民调，通过邮寄、电话、互联网或上门等方式，直接询问受访人的政治立场。第二种类型更多依靠计算机模拟，通过计算机模拟做出一些数据进行预测。第三种则是间接指标，比如你刚才提到的股票市场的走向、博彩网站的赔率等，这其实是非常间接的信息。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钱总是聪明的，资本会比普通人更敏锐一些，他们有专业团队提供更多信息，所以资本做出的判断会比普通人更有优势。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做法都是概率意义上的。我们只能在一定的概率上去判断，至于这个概率究竟有多高，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这背后涉及一个社会科学哲学的问题。在抽样调查等社科研究的背后，我们总是预设一个前提，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人的理性是有边界的，或者说人只具有有限的理性，不能通过努力和学习就能准确地洞悉未来世界的全部。
以大选民调来说，民调预测离实际发生的时间非常短，很多民调是在投票前两周，有些甚至在选前最后一天还在做民调。但从社会科学哲学的角度来讲，无论你离未来世界有多近，我们永远只能在一定概率上去捕捉一部分的事实。
《致命的自负》，[英]哈耶克 著，冯克利、胡晋华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
正因如此，作为一个学者，我始终告诫自己要对未知世界保持一种敬畏。哈耶克生前最后一本书叫作《致命的自负》，我觉得我们正需要防止这种致命的自负。影响一个事情的因素实在太多，而任何研究方法都无法穷尽所有的变量，很多因素在一两周以内还在发生变化，你怎么就一定能准确地作出判断呢？除非选项a和b非常悬殊，但如果非常悬殊，普通人一眼也能知道将会发生什么，那么这时民调也会失去意义。我非常喜欢引用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的一句话，“未来不同于今天，未来也不同于我们今天对未来的预测。”
我们需要对未知保持一种敬畏，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科学或社会科学是没有价值的。实际上，通过分析选举规则、社会结构、政治家特质等因素来进行预测，我们会发现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可以展示出一种强大的分析力量。另一方面，社会科学也有很高的应用价值，比如对选举的政治分析其实可以帮助候选人调整他的选举策略。
新京报：这次大选，一些“黑天鹅”事件可能也影响了民调和选举结果的走向。你之前说，在2019年底以前，特朗普连任看上去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而这场载入史册的疫情成为这次大选不可预料的黑天鹅。你觉得疫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大选的选票结构？另外，前几个月爆发的“黑人的命很重要”（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也是另外一只黑天鹅，它对选情的影响有多大？
包刚升：这个问题我现在很难回答，需要大选结束一两周之后，整体数据出来才能对这个问题做比较准确的判断。但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疫情如何影响两党选民的投票率？我前面说过，这里指的是相对的投票率。我的一个大概判断是，共和党选民的投票率，相对于民主党选民而言，比例反而还在提高。我们也可以看一些替代性指标，特朗普在美国摇摆州举行的好多场竞选活动，民众规模是非常大的，人们会比较相信这些选民不会顾及疫情的因素，较大概率会在选举当天前往投票站。当然，更多的民主党选民会选择邮寄投票和提前投票的方式。
“黑人的命很重要”运动在美国有很长的历史，但现在这场运动的有些方面是美国的中间派和保守派不太愿意接受的。首先是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激进化的东西，一部分城市的游行运动出现了暴力现象，这是美国很多人不能接受的。另外，一个激进化的表现就是要求停止给警察提供经费。这与美国社会要维持最基本的法律和秩序相违背。
所以，这场运动看起来声势浩大，好像是反对特朗普、或者说反对保守主义的政治纲领，但运动也产生了反弹，产生了反作用，有些中间选民可能会因此对民主党感到不满意，这部分美国人觉得，法律和秩序才是美国社会最珍贵的东西，这就会影响选举最终的结果。
新京报：我们看到，特朗普方面已经宣称可能会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诉讼。如果最后的选票过于接近，你觉得会重现2000年小布什对决戈尔的情形吗？如今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中有三位是特朗普提名的，这会让他在可能的选举诉讼中占据优势吗？
包刚升：关于选票的诉讼，主要是涉及流程上的问题。美国宪法规定大法官终身任职的条款，就是要让这些大法官们没有顾虑地做出司法判决，这一方面是根据宪法原则和专业知识，另一方面是凭借他们的良心。如果特朗普介入选举诉讼，我认为大法官还是会从专业操守的角度，按照法律和宪法原则来处理这些事情，因此未必会让特朗普获得更多的优势。
02、大选之后，美国的政治生态是否会发生变化？
“西方社会很可能会向三个方向转型：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和现实主义。”（图为《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画面）
新京报：2017年，你做了一场主题为“西方‘硬政治’的回归与现实主义的复兴”的演讲，其中提供了一种看待政治的视角。你认为政治学的研究一直有两种传统，政治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近70年来，和平发展让西方国家总是沉浸在政治理想主义的叙事中，而最近几年欧美民粹主义、强人政治的崛起，其背后的实质是西方选民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向。三年之后，你觉得美国的发展和变化，是否依旧符合你提出的这种判断？
包刚升：我在当时的演讲中做出了一个预测，认为西方社会很可能会向三个方向转型：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些年来，从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以及他后来实行的一系列做法，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趋势在背后起作用。
如果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来说，我认为西方大概正在经历一次新的大转型，大致从冷战结束开始，经历了全球化的加速，慢慢演化到现在。从冷战结束到2008年之前，西方总体上处于相对平稳的时期。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欧美国家相继遇到了一系列问题，综合来看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两个国内问题，一个国际问题。
第一个国内问题就是由于全球化带动的产业转移，欧美社会内部产生了种种问题，包括制造业机会的流失，贫富差距的加大，从宏观意义上讲，西方的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产生了相对的分离，这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其中一个政治社会后果，我把它叫作“阶级政治的复兴”。
第二个国内问题是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美国是移民社会，但是美国过去的移民主要来自于西欧的族裔背景和基督教的文化背景。但在新一轮的移民潮当中，美国移民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拉丁美洲地区，还有一部分来自亚洲。加上美国原来百分之十几的黑人，使得美国由过去白人主导的社会逐渐变成一个更加多元主义的社会。美国的保守派不一定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在他们看来美国不仅是宪法意义上的美国，也是一个特定文明意义上的美国，如果各领域的多元主义不断上升和扩散，美国的原有文明可能会瓦解和衰落。2004年亨廷顿发表的《我们是谁》一书中就讨论了这种观点。
第三个挑战来自于外部力量兴起后，世界权力格局的变化。这里既有文明冲突的问题，又有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竞争的问题。冷战刚刚结束之时，美国的领导优势极其明显，但今天它的相对优势正在衰弱，这就让美国人对这些问题更为敏感。
特朗普上台以后的政纲，其实就是用现实主义、保守主义的态度回应这三种挑战。第一，他要把工作机会带回美国，把制造业的投资带回来。第二，他要在边境修墙管控移民。最后，对于外部世界的挑战，他采取一种比较强硬的态度，甚至用一种讨价还价、比较现实的方式去处理与盟友之间的关系。
与之对比的是希拉里。希拉里在败选之后也写过一些书，我发现希拉里没有意识到，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美国在社会结构和面临的挑战等议题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现实，她也没有强有力的政治纲领去回应这些新现实。所以很多中间偏保守的选民发现特朗普的政策是他们更需要的，尽管不少美国人不喜欢特朗普的个人风格和政治风格，但是最后还是选择投给他。
新京报：但是在美国，媒体、舆论对于特朗普的评价似乎与此形成了比较大的反差。
包刚升：从表面上看，这跟特朗普的个人风格和性格有关。美国比较体面的人士或多或少认为他的种种做法是不得体的，比如不太讲礼仪，喜欢用绰号调侃政治对手等。但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背后比较深沉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这反映了美国自由派主导的媒体与和特朗普这样一位偏向保守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政治人物，以及他背后的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分歧正在不断加剧上升。
“如今，‘同化‘这个词在相对激进的美国自由派眼中已经属于政治错误。但如果你对美国历史有些研究，你会发现美国在历史上非常强调移民的同化。”（图为《关山飞渡》剧照）
新京报：政治分歧让我想起了社会学家霍赫希尔德的《故土的陌生人》。2016年特朗普当选之后，这本书成为了大众追捧的读物，她在书中讲述了那些深藏在底层白人心底、而美国的自由派又不了解的“深层故事”。四年之后，美国的政治极化似乎还在不断加剧，原先的共识越来越脆弱。
包刚升：我们现在有足够多的调查数据证明，美国国内社会的政治分歧在上升。2019年12月，我在哈佛大学参加了一场《大西洋月刊》主办的活动，那一期的大西洋月刊上就有一篇报道，提供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他们调查了共和党家庭和民主党家庭，询问他们是否愿意让你的孩子，跟来自另一个政党家庭的孩子结成婚姻关系，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结果显示，只有6%的受访者是可以坦然接受的，而这个数据在二十年前超过了30%。可见美国的社会分歧到达了什么样的程度。
再比如移民问题。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开放移民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就实现的基本政策，移民代表了美国社会的新鲜血液。美国的自由派肯定认同这些看法。但保守派怎么看？保守派认为，移民未必是坏事，但存在几个问题。移民的规模是不是越多越好？另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移民？移民来到美国之后，应该保持你的原有特点，还是跟美国社会融为一体。
如今，“同化”这个词在相对激进的美国自由派眼中已经属于政治错误。但如果你对美国历史有些研究，你会发现美国在历史上非常强调移民的同化。美国是“one nation under God”，上帝之下的同一个民族，不管你来自哪里，到了这个地方你就成为美国人。今天你会看到加州的选票是双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的，那么到了华裔比较多的地方，选票上应该还会有中文，在意大利人多的地方，它应该还有意大利语。从一个角度来看，这是对所有不同族裔人口的尊重。
但美国的保守派不完全这么看，这是否意味着，美国连英语主导的地位最后都保不住了？按照预测，美国的西班牙裔人口在2050年会达到29%，在可预见的将来，西班牙裔可能跟白人旗鼓相当，美国最后是否要变成一个西班牙语和英语双重官方语言的国家？这会是建国之父们当初所设想的美国吗？你会发现这两种态度是很难调和的。
新京报：政治极化不断加剧和不可调和，你认为美国是否如有些学者所言，已经面临民主崩溃的边缘？在未来几年里，政治极化的趋势是否存在着可能的拐点？
《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包刚升 著，商务印书馆，2014年6月。
包刚升：我写过一本书叫《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其中影响民主政治稳定性的两个主要变量之一就是政治分歧。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美国社会在三四十年间政治分歧不断上升，对美国这套200多年的民主政治而言，不是一件好事情。但目前而言，这与所谓“民主的溃败”还有很远的距离。
从现在这个时间往前看，美国社会面临着两种前途，一种是比较“保守主义”的趋势，一种是比较“自由主义”的趋势。（注：这里指美国语境下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
其实这是美国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社会途径，保守主义想要回到美国的传统，强调自由市场，个人选择、开国之父们的建国理念，更多的是强调法律和秩序。自由主义更多强调多样性，文化的、宗教和族裔的多元主义，更强调照顾和关怀弱势群体，社会政策需要向他们倾斜。这是两种关于美国未来社会图景的理解。
所以中间派选民非常重要，他更愿意接受哪一种图景，就可能成为美国未来的走向。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误区，过去我们常常认为，移民都是偏向民主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的。但不能忘记的是，很多移民到了美国之后，经过部分或全部美国化之后，他们已经摆脱了原先的身份。逐渐地，对于这些问题，他们不再单纯地把自己放在少数族裔的立场之上。面对美国的未来，他们会把目前不同的社会图景放在一起考虑，这是很多中间派选民包括新移民的心理。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李永博；编辑：西西；校对：危卓。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