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来临时，维尔兹曼（Michele Veldsman）是英国牛津大学的一名博士后。作为一名两岁孩子的母亲，维尔兹曼开始居家工作后，与丈夫轮流承担起照顾孩子的任务——显然，这对她在研究工作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造成了影响。她逐渐发现，自己没有时间深入分析数据，和其他科学家的合作也被迫延误了。“很多研究工作需要持续的时间投入，但时间却不见了。” 她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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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明康德内容团队编辑
疫情期间，拥有类似经历的科学家远不止维尔兹曼博士一人。今年年初，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对该校科学家的一项调查就显示，项目进度或论文发表进度受到影响的受访者比例均超过了60%。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则表示，自己无法与研究团体建立正常的联系。
一项对疫情初期欧美科学家的调查也反映出科学工作者的艰难处境。去年4月，美国西北大学王大顺教授团队调查了欧美约4500名科学家在疫情期间的工作状态变化。这项去年7月发表于《自然·人类行为》的研究显示，疫情初期，科学家平均每周用于研究的时间减少了7个小时。其中，需要照顾孩子的科学家受到的冲击更严重，工作时间减少了超过3成。
这项研究还发现，疫情对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影响程度不同：生物学家、化学家等更加依赖于实验室的研究者受到的冲击更剧烈；而那些对仪器设备需求较少的科学家，如数学家、统计学家，受到的影响较轻。
进入2021年，疫情仍然在妨碍科学家的工作吗？在近期的《自然·通讯》杂志上，王大顺教授团队发表了他们的新发现：疫情的第二年，科学研究受到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疫情对科学研究的影响还远未结束，一些长期影响甚至尚未显现。
在去年研究的基础上，王大顺教授团队在今年1月开展了这项新研究。他们分析了全球最大的研究信息数据库，并且选取了欧美的近7000名项目负责人进行调查。除了回溯已有的数据，研究团队还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包括新研究的论文发表数、提交新论文的数量、新的合作情况，以及分别在疫情前后启动的研究数量。
结果反映出积极的一面——科学家的产量已经恢复至接近疫情前的水平，他们每周工作时长的减少幅度也从7小时缩减至2小时。但王大顺教授提醒称，尽管从表面上看，研究产量已经接近恢复，但近期的论文更多的是基于疫情前已经在进行的项目、完成因疫情而延误的论文撰稿，或者是重新分析遗留的旧项目。
这一点在研究数据中也得到了体现。撇开与新冠肺炎相关的研究，2020年启动的新项目比2019年的减少了36%——非新冠领域的科学家以往平均每年可以启动3个项目，这一数字在2020年下降至2。这些科学家发表的论文数量下降9%、向学术期刊提交的论文数下降了15%。
这样的情况在众多学科领域中普遍成立，可以说，没有哪个领域可以幸免。而在这些数字背后，从新合作的数量、基金申请的人数，到进入实验室的新研究生、博士后的人数，疫情对科研界的影响可谓全方面的。
▲疫情对论文发表的影响（图片来源：参考资料[1]）
新研究项目的减少还隐藏了另一个尚未显现的问题，那就是疫情对研究影响的滞后效应。王大顺教授表示：“疫情早期阶段，科学家表示他们用于研究的时间急剧减少。由于新的研究想法需要一段时间的酝酿才能成型，新项目的减少表明，疫情对论文的影响可能会在多年后才完全展现。”
通常而言，从研究思路的构想到论文的最终发表，至少需要3年。因此在数年之后，我们很可能会看到科学论文的数量因为这场疫情而减少。
这项研究还发现，一些特定的研究群体在疫情期间受到的冲击更严重。在之前的一篇报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疫情对女性科学家的额外影响。而这项新研究指出，不仅是女性，那些需要照顾婴幼儿的研究者也深受影响，他们的研究时长比其他研究者要短17%。即使在校园与实验室重新开放之后，这些科学家的处境依旧艰难。
面对这一系列冲击，科学可以恢复原貌吗？在堪培拉大学的那项调查中，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对于他们短期内的研究生涯持悲观态度。但我们同样看到，科学界正在以多种方式应对疫情带来的变化。线上讨论与线上学术会议已经成为常态，更多的科学家也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到开放科学与合作的重要性。可以预见的是，后疫情时代，科学研究不会恢复原貌，但它将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启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