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作用。职业教育应当成为培育农村各类技能型人才的主渠道。”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资产评估协会副会长、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树奎表示，目前涉农职业教育和培训领域，仍存在很多不足：近年来，电商平台、订单农业、农村康养旅游等业态兴起，而与之相关的农村金融、农村电子商务等专业建设不足;农业农村已广泛引进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化技术与现代管理理念，但现有课程对服务区域农村经济发展缺乏支撑;乡村职业技术技能培训与就业服务落后，乡村实践实训和创业培训基地建设不足，对学生与社会人员参与乡村振兴缺乏有效引导。
范树奎建议，创新涉农专业内涵建设，对口专业应增设涉农课程，并纳入专业核心课或拓展课。将乡村振兴相关的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践基地建设等纳入职业院校“三教”改革评估、专业质量评价、教学科研成果评估等体系，并给予专项资金支持。
除了在校学生的教育，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也不容忽视。今年，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盘州市淤泥乡岩博联村党委书记余留芬带来了《进一步支持贵州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的提案。“2019年至2021年，贵州省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331.87万人次。目前，单靠就业补助资金开展大规模培训存在困难。”余留芬呼吁，国家能够给予培训资金保障，针对农村建档立卡、易地扶贫搬迁劳动力和城乡初高中毕业未升学青年等群体，实现每年培养100万人次技能劳动者的预期目标。
改革高中教育模式，推进普职融合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副主任胡卫认为，现阶段大一统的“普职分流”模式，已难以适应教育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建议全面改革高中教育模式，加快建设综合高中。在每所高中开设普高与技能课程，实行学分制教学，让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渗透、深度融通。建立并完善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推进普通本科院校培养技能人才的专业通过职教高考招生，稳步推进现有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的合并与重组工作。
“目前，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的差异，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在课程设置、师资队伍、设施设备等方面的现实差距，制约着‘普职融通’的推进。”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山西省委会副主委、晋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辛琰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改革：制定“长短结合”的普职融通规划，短期以课程、师资、场地、设施等教育资源的融通为目标，中长期以创新招生和学籍制度为基础，打破当前普职教育间的体制障碍;可将普高与职高招生录取放在同一批次;实行“普职流动”的学籍转化，建立“学分互认”普职融通机制，构建“普职结合”课程开发机制。
深化改革，保障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目前，全国共有32所职业本科学校，在校生人数12.9万人，教职工3.2万人，专任教师2.6万人，总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教授韩鲁佳提出四个路径，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一是不断加大对现有职业本科学校建设工作的指导和支持力度;二是分批分类稳步推进高水平职业学校和骨干专业举办职业本科教育;三是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四是加快完善职业本科教育教学保障体系，如推动《职业教育法》出台，构建相关财政投入机制，完善职业本科教育标准体系等。
“相对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成本更高，投入周期更长。”全国人大代表、云南工商学院执行校长李孝轩建议，进一步加大职业教育投入。一方面优化财政性经费支出结构，另一方面出台引导性、激励性政策，鼓励引导社会力量投入职业教育，激发行业龙头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内生动力。
在民进中央《关于积极鼓励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的提案》中指出，职业教育的平均培养成本是同级普通教育的2至3倍，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需要雄厚的资金基础，不能完全依赖政府投入，要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民进中央建议，完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强化政府统筹和部门协调配合;深化产教融合，深化“引企入教”改革，健全融资机制，综合运用基金奖励、项目申报、政府购买、税费减免、土地划拨等政策手段;落实好财政奖补政策和职业院校生均拨款制度，建立动态可调整的收费定价和政府补贴机制;创新办学模式，探索公办、民办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鼓励学校、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共同组建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