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让会计变成了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全球深受其害。对“财会造假”“监督无力”的指责不断。压力之下，二十国集团(G20)峰会、金融稳定理事会倡议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着力提升会计信息透明度，将会计准则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为应对挑战，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2009年11月颁布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融资产的分类与计量》(IFRS9)。
借鉴IFRS9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需要，中国财政部修订了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并规定：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同时，鼓励企业提前执行。
在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之际，大多数企业经营遭遇困难，经济不确定性和风险水平的升高，对财务报告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现在是非上市企业实施新准则的最佳时机吗?
围绕这一话题，中新社近日以“现在是统一财务语言的最好时机吗?”为主题，举办国是论坛专题研讨会，与会专家们认为，实施新准则是大势所趋，但同时也提出了延缓实施的建议。
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表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互动过程中，离不开会计准则。拥抱全球化，意味着需要接受全球范围内业已形成的会计标准。
IFRS9最初公布之时，我们提出要渐进对接、平稳实施新准则。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从原先被动接受国际规则，逐步变成了国际规则制定的积极参与者。在信息化革命推动之下，全球化的表现形式日新月异。在全球处理信息方面，信息化坚定地维护标准化。财务会计必须和数字经济、信息化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好应有作用。
(贾康：图片摄影/夏宾)
中国银行业协会总监、财务会计专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艾亚萍介绍，中国银行业协会2020年8月对700余家中小银行、村镇银行进行了问卷调查， 15%的机构已完成转换工作，53%的机构已开始步入实施准备阶段，26%的机构已计划但尚未实施，6%机构对准则转换尚未计划。根据调研，40.68%的机构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未能按期推进转换工作;37.57%的机构担心会计准则转换对监管等各项指标带来较大影响。
中国银行业协会财务会计专业委员会建议政策制定部门，充分考虑银行业实际情况，给予非上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或部分确有困难的机构)延期1至2年执行新准则的过渡安排。
(艾亚萍：图片摄影/夏宾)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何代欣表示，关于会计准则，首先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对基本会计信息的理解。会计信息体系主要是基于工业化体系下的三张表(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而财务信息其实是基于会计准则所得到的信息，本质上来说，“我们需要提供更多、更准确、更合理的信息来解释现行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情况。”会计准则跟国际准则接轨需要考虑时机的问题，“不反对这个方向，但是要有一个稳妥的前进策略。”
其次，从大环境来看，随着2015年、2016年各国宏观政策收紧，全球经济形势本已处于较为低迷的状况，各项指标掉头向下。受疫情影响，今年全球政策都更为宽松。
(何代欣：图片摄影/夏宾)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华侨学院院长、会计学教授李百兴表示，我国从明年开始全面实施的其实是中国版IFRS9。实施新的准则所涉及的变化之一，在于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问题。金融资产由“四分类”，即FVTPL(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贷款和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简化为“三分类”，即FVTPL、摊余成本和FVOCI(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会计规则的制定与实施还应强调信息的可比性。基于此，对于非上市公司建议可以分类推进实施新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例如非上市企业里的银行等金融企业由于系统改造难度较大，实施新准则的影响也较大，可以推迟实施;其他企业，由于系统改造难度并不大，新准则实施的影响相对也较小，并且已经预留了足够的适应时间，实际上可以统一执行。
(李百兴：图片摄影/夏宾)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财务会计系副主任何顶指出，今年疫情的发生让不少业内人士对当前是否是推行IFRS9的最好时机产生了不少讨论。在中国推行IFRS9有一定的限定条件，比如此前中国已对上市公司全面推行了新的金融工具准则。目前主要聚焦在2021年1月是否要求非上市公司按照原计划去执行这项准则。
她坦言，该准则此前已招致业界人士的一些批评。例如，准则或导致提前将一些尚未发生的损失体现在财务报表中、与权责发生制不相匹配、执行成本高昂，新的准则高度依赖管理层的主观判断，包括在预期损失模型中如何预估未来的损失等，存在很多不确定空间。
(何顶：图片摄影/夏宾)
中国现代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万喆认为，中国已经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微观企业管理能力和水平的现代化是这一目标的题中之义。此外，中国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统一“财务语言”有助于提高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更好实现双循环。
但她同时表示，在具体路径上，实施IFRS9要注重渐进性，另外也要考虑中国市场的较大差异性，注重监管、财税、资本市场等方面的政策协同。
(万喆：图片摄影/夏宾)
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业务合伙人贾孟云表示，财务准则的转换不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而是需要企业去关注其带来的持续影响。
“我个人感觉准则还是有长远的影响，就单纯从切换时间点来讲，今年切换时点跟2018年、2019年相比，我们觉得对企业来说确实比较难，因为疫情和宏观经济的变化，新准则实施后对经济预期的要求会更高一些，这样的话就使得转换的不确定性更高了，影响程度也比较难以估计”。
(贾孟云：图片摄影/夏宾)
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戴林表示，实施IFRS9是大势所趋，但也要考虑在适当时机实施，考虑实施准则对微观主体的影响。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高度依赖实体经济和消费的捷信消费金融和业内其它机构一样，今年业绩出现大幅下滑，贷款发放额明显下跌，融资来源也受到影响。
戴林指出，IFRS9的实施，将使资本充足率等指标在一夜之间发生剧烈的变化。许多金融机构可能突然面临监管指标不达标的困境。假如监管机构配套措施没有到位，不知道企业将面临怎样的处罚。此外，当融资合作伙伴看到企业资本充足率突然大幅下跌，也会对公司情况产生担忧，进而可能瞬间引起影响流动性的连锁反应。
“目前国际上对实施IFRS9还有不同的声音，如果境内企业按照原计划去实施，也可能使本国企业在面临国际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戴林说。
戴林建议，对于实施IFRS9的时机，要考虑四个方面的情况。一是应该在总体经济环境恢复到正常状态，微观主体恢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稳妥实施，目前大多数微观主体还没有完全“爬出坑”;二是监管机构应该从社会心理和制度安排上对实施新准则所造成的影响有一个清醒客观的认识，注意做好相应的配套措施;三是需要给行业相关主体一个更充分的认识时间，提高心理接受度，不要因为实施新准则一夜之间造成数据波动，而认为公司经营出大事了，这种误会将给企业发展带来灾难;四是应该观察国际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怎样的安排，尽量避免“自背枷锁”。
(戴林：图片摄影/夏宾)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澳洲注册会计师谭洪涛建议暂缓全面实施新准则，主要理由如下：一是疫情时间企业经营普遍困难，企业主要精力放在保生存上，从对部分上市公司调研看，实施新准则需要企业在人员培训，档案资料整理和公司内部治理做好充分准备，此时要做到高质量的准则恐力不从心。二是在疫情期间进行准则转换难免影响前后信息的可比性，有初步分析表明，如果企业处于业务萎缩期，IFRS9的实施反而会对企业利润有正向影响。三是疫情时间预期损失模型的减值估计能否如实反映可能存在问题。四是从国际实践看，适当延期也不影响我国国际趋同步伐，比如美国要求美国上市公司于2019年实施ASC326(美版IFRS9),而对美国其他企业要求在2022年才开始使用ASC326. 五是疫情期间给予适当缓冲期有利于企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