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中国妇女报》11月16日报道称，贺丹借助生育惩罚（母职惩罚）理论加以说明，即由“结婚、生育、照料”等母职身份相关的照料性活动导致的女性职业发展受挫。该理论认为，与非母亲或父亲相比，职场中的母亲在收入、主观认定能力和福利方面遭遇系统性歧视，此理论可以解释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关于生育惩罚则具体表现为工资惩罚和就业地位惩罚等。
贺丹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最近10年有过生育行为的女职工中，28.9%的女职工的工资待遇比生育前有所下降，16%下降一半以上。此外，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数为1465万，享受生育津贴待遇的职工只有420万，占28.7%，远低于我国城镇化水平。
报道称，针对这一现状，贺丹提出了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提供育儿公共服务；完善产休假制度，鼓励家庭育儿男性参与；加强家庭生育保障，维护女性生育期间合法权益以及促进就业平等，支持女性产后重返工作岗位等建议。
另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贺丹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曾提交了“关于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构建与国家人口战略相适应的生育保障体系的提案”，提出了探索构建全民统一的生育津贴制度的建议。
对此，国家医疗保障局11月5日答复称，“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当前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深度转型阶段，《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明确提出，面对人口发展重大趋势性变化，必须把人口均衡发展作为重大国家战略，加强统筹谋划，积极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努力实现人口自身均衡发展，并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其中对您提出的创造有利于人口均衡发展的制度环境已有相应安排。总体上看，促进人口均衡发展，要从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需求出发，多策并举，形成合力，完善就业、税收、抚育、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减轻生养子女家庭负担，营造和完善家庭发展支持体系。为促进男女平权就业、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国家已通过建立生育保险对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生育津贴，作为其产假期间替代性收入，从而减轻和消除单位雇用女职工和女职工生育的顾虑。您提出的探索建立全民统一的生育津贴（如由财政资金支持的城乡居民生育津贴、育儿补贴、育儿薪酬等）制度，很有前瞻性和参考价值，需要多部门统筹研究，我们愿积极支持和配合相关部门加强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