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复杂性体现在，一方面中美经贸、金融关系存在相互依存的现实；另一方面美国把中国视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中美经济竞争的强度已经达到了历史高点。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美经济关系不可能完全脱钩，但又不可能完全实现真诚的分工合作。因此，在经贸关系上，中美之间已经很难存在战略上的完全互信。即使美国大选后总统更迭，这一基本面应该不会改变。
在经贸关系上中美很难恢复到之前水平
2001年，经过艰苦的谈判，最终在美国的同意下，中国加入了WTO。中国经济开始了拥抱全球化的新旅程。
中国按照国际规则参加全球经贸，逐渐融入世界生产和消费体系。但中国的发展速度超出了美国人的预期，出口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GDP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虽然这一高速增长的进程被2008年次贷危机打断，但经济增长的黄金十年使中国的GDP基本翻了两番，至今依然保持了较合意的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和快速的技术进步使美国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中美之间经济和技术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中国逐步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今年以来，中国成为进出口、进口和出口世界第一大国。
这种差距的缩小，使得美国认为中国是美国霸权地位的直接挑战者，从而使得美国不论谁上台都会对中国整体上采取打压的态势。
特朗普任期中，凭借美国的实力，在经贸、科技领域对中国采取了赤裸裸的打压或者掠夺性的方法。比如，使用关税、实体名单、强迫出售等办法对待中国企业，尤其是对高科技企业造成伤害。特朗普抛弃了贸易多边主义，致使WTO的运作步履维艰。他采用单边主义来强硬处理中美经贸关系。
美国大选后，如果拜登上台，整体打压中国的态势应该不会变。
作为建制派的总统，拜登会采取与特朗普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中美经贸关系。这种不同可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拜登会重返多边主义，努力修复被特朗普破坏的美国盟友关系，联合美国的盟友改造WTO，重构全球贸易规则。这种贸易规则对中国可能会有较强的针对性。
其次，美国可能会重返被特朗普抛弃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贸易上形成以美国为核心的跨太平洋区域化贸易组织，重塑美国在跨太平区域贸易规则上的主导权，通过集体影响力来制衡中国。
再次，拜登会与盟友一起商讨，制定强化打击所谓不公平贸易的规则，包括补贴、倾销、汇率等等，并且会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对技术转让的限制等。因此，未来中美经贸关系将面临一系列的制度重塑压力。
中美之间的技术竞争将越发严酷
如果拜登上台，会继续以强硬措施阻止中国主导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专利申请和专利授权第一大国，但在基础研发领域存在明显短板，“卡脖子”技术的突破已经成为中国技术创新的发力点。
拜登曾表示，不允许中国在美国建设能源、金融服务、通讯等关键性的基础设施。拜登可能会联合盟友制定高新技术的行业标准，加大美国科技的基础研发，并保护高新技术行业的通行准则，希望美国继续引领全球核心技术的创新。
今后美国政府对于高科技技术出口的管制可能会采取实用主义的分类管理策略，具有战略意义的顶尖技术出口依然会严格管制，但次高新技术的出口管制会放松。
这种分类管理策略，一方面使美国继续占据技术创新的高点，另一方面让美国的高新技术行业能够获取全球利润，而不是一味的“禁售”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销售，避免中美技术完全“脱钩”。
对于移民和人文交流，预计会延续民主党支持移民的政策，几乎断裂的人文技术交流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因此，拜登更倾向于联合盟友，使用新规则来抑制中国的技术创新，而不会采用单纯的技术“脱钩”。
中美在金融领域竞争会逐步展开但有合作空间
美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之一是疫情冲击带来的巨额财政赤字。
年初至今，依据美国财政部网站公布的数据，2019年年底至今，美国政府债务增量高达4.1万亿美元，其中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上新增买进了2.22万亿美元国债。可见，美联储靠印钞解决了年初至今美国政府赤字融资安排的54.1%。
财政的进一步融资问题成为美国政府必须要关切的问题，因为这涉及美元国际货币体系的信用是否会出现衰减以及衰减的速度问题。拜登可能会就中国继续大规模持有美国国债的问题进行讨论，以保持全球美元体系下全球金融体系的平衡。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全球第一，制造业在全球有显著的影响力。而中国金融服务业出口在全球金融服务业出口中的占比很低，是金融大国，而非金融强国。通过金融更大的开放，让中国金融更多走向世界，去平衡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在全球的影响力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
今年以来，中国的金融开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在明显加快，目前允许外资按照规定设立基金、设立证券公司等。深圳先行示范区的建设也已经展开，打造国际标准的新开放高地，完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提上日程。金融中心和示范区的建设将有力推进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改变中国金融服务业出口占全球金融服务业出口占比过低的局面。这也是中国从一个金融大国走向金融强国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金融的进一步开放，中美在金融监管上强化沟通的机遇就越多，双方在寻求金融合作上就有空间可循。处理中美金融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关系会成为未来中美经济战略关系的重点内容之一。
中国在中美经济关系上可以采取的策略
美国大选后，中美经贸关系依然很复杂。客观分析双方诉求，在中美经贸关系上，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采取策略可供参考。
首先，坚定维持多边体制。
维护多边体制是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内生要求。今天的世界，尤其是疫情后的世界，中国与美国的经济体量和技术对比将进一步发生变化，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总量也会发生变化。不管美国如何改革WTO，中国应积极参与WTO改革的方案，要努力保留WTO中关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别优惠条款，力求WTO主要规则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其次，积极推进区域经济合作。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使得全球产业链安全受到了冲击，除了自我创新来完善产业链外，还要积极推进亚洲区域的经济合作。
亚洲区域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增长极，形成亚洲区域的经济合作对于亚洲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近期REC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签署是区域自由贸易的重大成果。今后，基于区域化基础上的全球化将更有基础和力量，在全球经贸关系中也会有更大的发言权。
再次，把中国的技术创新与美国的科技“争霸”分离开来。
在美国技术封锁的背景下，中国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迫需要完成的，“卡脖子”技术不解决，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就存在困难，高技术产业链的风险就会暴露在外，一旦出现贸易摩擦，产业链的安全就会受到危害。
另一方面，中国实施有利于推进全球再平衡发展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也要求更高的技术创新，以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不论是从高质量内生发展的要求，还是从产业链安全角度，中国都需要形成创新型经济体，形成自己的技术优势。
此次大选后，中美应该强化双边交流机制的对话，让美国理解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努力，目的是为了经济高质量的发展，不是为了和美国科技“争霸”，而是为了更好参与全球技术创新的分工。只有自己有核心技术，才能提高自己在核心技术产业链上的安全性。
最后，把稳定美元体系和人民币国际化结合起来。
美国希望中国持有大规模的美国国债，但美国无约束地使用美元体系，过多地发放货币必然引起世界对美元资产的担忧。中国可以在平衡全球金融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人民币国际化不是要和美元争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内生要求。
因此，中美有机会通过稳定双边金融合作机制，在金融领域努力达成战略互信。在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前提下，发挥中国平衡全球金融体系的能力和作用，同时拥有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的内生要求和权利。
